文彭(1498—1573)明着名书画篆刻家。
周亮工《印人传》称：“论印一道自国博开之，后人奉爲金科玉律。”可见他在文人流派篆刻艺术发展史的重要位置。
明代篆刻艺术的发展，首先是建筑于石质印材的广泛使用基础之上的。王冕曾在会稽九里山，以“花药石”治印，但因地域较偏，未能形成风气。据周亮工《印人传》中说，文彭在南京任国子监时，偶过西虹桥，见一驴·石两筐，一老人肩扛两筐随其后，文彭好奇，遂将四筐石买下，经过加工，便是灯光冻石。从此文彭便以石章刻印，或落墨之后，交何震镌刻。“于是冻石之名，始见于世，艳传四方矣。”这说明文彭在推广石质印材上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文彭的艺术生涯，从小受到父亲文徵明及当时苏南一带书画家的影响，因此诗、文、书、画无一不精。他的篆刻艺术当然也首先获益于文徵明。《蜗庐笔记》曾记曰：“待诏(文徵明)印章，虽不能法秦汉，然雅而不俗，淸而有神，得六朝陈隋之意，苍茫古朴，略有不逮。”可见文徵明即便自己不会刻印，但篆印的可能性却是很大的。并且这种“雅而不俗、淸而有神”的风格对当时的印坛显然已有了相当的刺激。关于文彭治印的情况，在万曆初年的周应愿所着《印说》中这样写道：“(文徵明)子博士彭，克绍箕裘，间篆印，兴到或手镌之，却多白文，惟‘寿承’朱文印是其亲笔。不衫不履，自尔非常”。以显着的位置记录了文彭自篆自刻的情况，并以“不衫不履，自尔非常”高度槪括了文彭印章的文人写意特徵。与文彭同时代的许令典曾这样描写文彭的风格：“吴有寿承，寿承拾沈宋、元，而背驰秦汉。深刺、利于象牙，俗士诩焉。”(见《甘氏印集叙》)可见文彭在使用冻石刻印前，印风偏重宋、元趣味，多以象牙篆印后交工匠鲍天成、李文甫完成。而使用冻石之后，才多刻白文印，始有偏重汉印趣味的倾向。由于文彭谢世于万曆元年，其时由《顾氏集古印谱》掀起的仿汉热潮尙未兴盛，也就是说仿汉热并没有对文彭产生重大的影响，所以文彭的主要印风应该是偏向宋、元情趣的。文彭传世印作甚少，除在其书画上钤打的款印较爲可靠外，贋品甚多，不足爲凭。保留于明代《学山堂印谱》、《承淸馆印谱》中的文彭印作，虽有待确定眞僞，但其印风的表现却大致可以从中窥到。
朱文“文寿承氏”、“文彭之印”、“寿承氏”爲文彭常用印。这三方堂用印完全印证了许令典的评论，“拾沈宋、元，而背驰秦汉”。承袭了自元以来文人书画家的一般风气。饶有意味的是元以来一般文人朱文作“元朱文”，而白文则喜仿汉，这在文徵明父子前是屡见不鲜的，而文彭的“寿承氏”白文印也作元朱文状，其中不难窥及文彭早期的审美倾向。
“七十二峰深处”，牙印，边款“文彭”二字，因是抗战时出士，所以判断其爲明时物，当然是否确实是文彭所刻，仍是疑案。此印出士时四周已经剥蚀，线条挺洁，空地作平底。有些专家认爲它可能是文彭篆印后交工匠李文甫之流镌刻而成的。
“天外宾”和“爱酒不愧天”两方白文印，选自万曆末年太仓张灏所编辑的《承淸馆印谱》，二印均爲石印，并标明文彭所作。这两方印，字形作汉印文字，而章法格局及印的长方外形均非汉味。从刀法上分析，双刀法娴熟，似十分得心应手。其中“爱酒不愧天”一方在布局上较之“天外宾”要活泼一些。此外“天外宾”一印的章法形式在当时颇爲流行，它尽量减弱横线条的作用，而突出夸张竪线条的作用，具有强烈的纵势。这种印章如果导源于文彭的话，那么从万曆时代曾风靡这类印的现象中，则可以看到当时的摹拟风气之盛，客观上反映了当时印坛的形式主义倾向。
文彭由于没有编过印谱，原作眞僞难定，所以在今天确认文彭的艺术风格，具有一定的难度。另外他生活于明仿汉热潮尙未掀起的时代，所以不论是刀法、篆法、章法，均只是初期草创阶段的水平，不当以万曆年间的高水平苛求之。文彭对于文人篆刻艺术的贡献，还表现在首开流派之先。当时受到他影响的印人有王穀祥、许初，以及他的学生何震等。因此实际上早在万曆初年掀起的仿汉印热潮之前，一个由文彭爲首的文人篆刻艺术流派已经崛起。由于文彭爲开山，所以后人称爲“三桥派”。尽管他的篆刻实践并不是明代的高峰阶段，但却被后世奉爲“金科玉律”，原因正在于他有开创之功。
明万曆后掀起了仿汉热潮，文彭作爲开山而影响印人的一元时代发生了变化，多元、多流派的局面取而代之。但是“三桥派”仍是万曆时的一大流派。璩元玙、陈居一、李长蘅、徐仲和、归文休等均爲此派健将。但我们从这些三吴名士的印作中可以看到，他们的技法、风格都发生了较大的变化，日趋成熟。这说明时代的影响是不可抗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