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小说 :
出现于20世纪初，其题材多选择重大政治历史事件，叙事多聚焦于国家民族命运，表达作者对民族国家未来的想象，着力建构新中国的形象。政治小说倡导者为梁启超，代表作有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玉瑟斋主人《回天绮谈》、轩辕正裔《瓜分惨祸预言记》、蔡元培《新年梦》、颐琐《黄绣球》、旅生《痴人说梦记》《殖民伟绩》、陈天华《狮子吼》、静观子《六月霜》等。
静观子《六月霜》
政治小说属于舶来品。它起源于18世纪后期的英国，当时称为“意图小说”或“改革小说”，以揭露社会弊端，呼吁改革社会为创作主旨。其倡导者为两度出任英国首相的B.迪斯累里等政治家，他们借助小说传播政治理念，产生广泛影响。明治维新时期，日本政治家将其引入。1878年，织田纯一郎翻译B.迪斯累里的《花柳春话》，并将“政治小说”这一概念引进；此后，相继产生一批代表作品，如矢野龙溪《经国美谈》、东海散士《佳人奇遇》等。1898年，变法失败、逃亡日本的梁启超，读到这些日本政治小说后，意识到其传播政治理念的功利性特点，进而在《清议报》等报刊上翻译、宣传。1902年创办《新小说》刊物时，连载他自己创作的《新中国未来记》，并标明其类型为“政治小说”。受其影响，一批胸怀改革大志的先觉者纷纷加入政治小说的创作队伍，中国政治小说逐渐产生，终形成一个小说流派。
政治小说有鲜明的内蕴。首先是揭露政府罪恶，展示社会弊端。作为抒发政治理想的小说，其基点是作家们对于社会现状的强烈不满，因此，政治小说多揭露晚清社会存在的民族歧视和腐败现实，激发读者对现实的愤怒和改革现实的愿望。无论是《狮子吼》对清政府的抨击、《六月霜》对清廷残暴的揭露，还是《新中国未来记》谈论的改革道路，《黄绣球》展示的女性生存现状等，均以否定性姿态刻画现实。其次是宣传政治理念，凸显民族民主意识。政治小说在中国的传播和产生，是以梁启超对它的“误读”为前提的。1898年，在《清议报》第一册发表的《译印政治小说序》中，描述欧洲各国的社会变革，均依赖“魁儒硕学仁人志士”将其“政治之议论”寄之小说，且这些小说一出，全国议论为之一变，故列强的政治进步，政治小说“为功最高”。因此，在创作《新中国未来记》时他占用很大篇幅，让李去病和黄克强辩论中国改革之路。再次是建构理想境界，构架民族国家想象。对现实的不满和对未来的期待极易转化为小说中的理想境界，因此，政治小说家喜欢建构承载起理想的乌托邦。《新中国未来记》描述未来中国的景象、《新年梦》的空想社会主义画面、《狮子吼》描绘的“民权村”、《瓜分惨祸预言记》让主人公留美归来搞自治并建立“新立兴华邦共和国”、《殖民伟绩》中的“仙人岛”等，无论是空间的架构，还是设置的政治体制，或小说中描述的改革措施等，均寄托着作者对民族国家未来的想象。
政治小说有独特的叙事特征。首先是倒叙结构，形成超前叙事。从《新中国未来记》开始，政治小说家喜欢依据其政治理想，设计未来中国的社会架构。那些若干年之后才可能实现的梦想，在政治小说中幻化为浪漫境界，预设着中国社会的发展趋势。从叙事技法看，构成超前叙事，其虚构结局放在小说开头的结构，利于营造生动的叙事效应；其妙笔勾勒未来社会的画面，也能启蒙读者建构理想，增加叙事魅力。其次是文体创造，构成复合文本。政治小说出于宣传政治理念、辨析政治设计的需要，往往让小说主人公登台演讲，或面对面展开辩论，甚至赋诗言志、评弹说唱等。其文本构成不再是单一的小说，而是融汇演讲、辩论、诗歌、评弹等多种文体的复合文本。再次为寓意命名，凸显文化内涵。受中国传统小说和作者直白表露政治理念的影响，政治小说中的人物命名富有寓意。《新中国未来记》中的李去病和黄克强，《瓜分惨祸预言记》中的曾群誉、华永年、夏振欧，《狮子吼》中的孙念祖、狄必攘等，均隐含去除民族痼疾、渴望中华富强的寓意，具有鲜明的价值立场和传统文化意蕴。最后是形象单薄，彰显慷慨议论。政治小说的主人公慷慨激昂做演讲，或直露辩论政治观时，其缺点已经彰显出来。作为叙事文体的小说，本应以叙事为主，通过事件描述刻画人物形象，政治小说显然忽视了这一点。当政治议论淹没事实时，政治理念就会遮蔽形象；因此，政治小说中的人物形象普遍呈现平面化特点。其吸引力来自特定时代的政治激情，一旦时易世变，政治小说的魅力就急剧下降了。
尽管政治小说只风行十几年，创作成就在近代小说流派中也较弱。但是，作为较早出现的小说流派，其影响深远。无论谴责小说的聚焦时事、痛陈时弊的议论，社会小说的政治激情、寓言式的象征手法，还是科学小说、翻新小说建构未来想象的叙述结构，或普罗小说的凸显意识形态功能、文学现象的概念化特征，甚至言情小说叙说人物情感融入时代风云等，均体现出政治小说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