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桃社 :
北京西郊崇国寺内有蒲桃林，万历中期“公安三袁”在此聚友结社，赋诗习禅，称之为蒲桃社。它是公安派在北京最为重要的社团，也标志着公安派的发展达到巅峰。
蒲桃社有广、狭二义。广义蒲桃社的结社活动自万历二十五年（1597）冬肇端。狭义的蒲桃社始于二十七年三月。次年八月，公安派领袖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兄弟三人聚首京师，蒲桃社的结社活动达到极盛。先后参加社集唱和者，除袁氏兄弟外，还有潘士藻、黄辉、陶望龄、江盈科、谢肇淛等文坛名流，共计30余人。同年，袁宏道与其弟袁中道南归，留在京师的袁宗道卒于任上。居京诸人虽有社集，但已无法达到此前的盛况。三十年，受李贽事件影响，黄辉、陶望龄等人因结社谈禅遭到政敌弹劾，最终引退离京。在正统势力的强大攻势下，禅学思潮被压制，公安派也因此受到沉重打击，京师的结社活动随之萧条。
“公安三袁”尺牍 北京 首都博物馆
蒲桃社的活动内容以谈禅论诗为主。较之万历前期汪道昆的肇林社，蒲桃社的禅悦色彩更加文学化和文人化。据袁中道回忆：“当入社日，轮一人具伊蒲之食，至则聚谭，或游水边，或览贝叶，或数人相聚，问近日所见，或静坐禅榻上，或作诗，至日暮始归。”（《珂雪斋集》卷十七《潘去华尚宝传》）袁宗道《夏日黄平倩邀饮崇国寺葡萄林，同江进之、丘长孺、方子公及两弟，分韵得阁字》诗云：“数亩葡萄林，浓条青若若。垂藤如幡幢，布叶如帷幕。交蔓为宝网，缀实成璎珞……语或禅或玄，杂之以诙谑。”（《白苏斋类集》卷二）袁宏道诗亦有“社中诸法友，勉力事禅那”（《袁宏道集笺校》卷十四《大人寿日戏作》）之语。这些诗文直观呈现了当时蒲桃社成员悠游古寺幽境，参禅角诗、聚谈论学的生活，这种从容雅逸的社集活动在士林间具有极强的吸引力。蒲桃社的结社活动不仅凝聚了公安派成员之间的关系，扩大了公安派在士林、文坛的影响，也推动了结社谈禅风气在士林、丛林间的盛行。
从文学发展史角度来看，蒲桃社时期是公安派大力创新的阶段，也是他们积极追求取代复古派文坛地位、树立公安派文学影响的阶段。袁宏道在给座师冯琦的信中写道：“至于诗文，间一把笔，慨摹拟之流毒，悲时论之险狭，思一易其弦辙，而才力单弱，倡微和寡，当今非吾师，谁可就正者？”“辟诸将倾之栋，非一二细木所能支，得师一主张，时论自定。何也？以名与德与言，皆足以厌心而夺其所趋也。”（《袁宏道集笺校》卷二十二《冯侍郎座主》）在给旧社友李元善的信中亦谓：“弟才虽绵薄，至于扫时诗之陋习，为末季之先驱，辨欧、韩之极冤，捣钝贼之巢穴，自我而前，未见有先发者，亦弟得意事也。”（《袁宏道集笺校》卷二十二《答李元善》）这些信件在批评复古文学风气模拟之弊的同时，寻求师友们的支持，试图取代复古派文学地位的意图也十分明显。以蒲桃社为桥梁的结社和交游活动，无疑为其树立坛坫有支持作用。
公安派诗坛兼法社的结社活动，既引领着士林风气，同时也受到当时文化背景的影响，最终也因此受到政治上的冲击。以李贽、黄辉事件作为明代思想的分水岭，基本上标志着禅学思潮的终结和公安派京师结社活动的销息。在与“公安三袁”交往密切的禅僧寒灰的传记中，有如是记载：“天下无敢言禅者，惟以净土独唱，缁素翕然。”（释法藏《喝石大师传》，《三峰藏和尚语录》卷十六）此后，公安派虽然还暂居文坛主导地位，但发展转入收敛状态，革新的步伐已经停滞。与之相应的公安派结社活动，虽在公安、京师、南京、徽州等地有所延续，有时甚至规模相当可观，但性质则与通常的诗酒之社已无大别。袁宏道叹曰：“葡萄社光景，便已八年，欢场数人如云逐海风，倏尔天末，亦有化为异物者，可感也！”（《袁宏道集笺校》卷五十五《与谢在杭》）所谓“葡萄（蒲桃）社光景”，在某种意义上代表的就是公安派光景，袁宏道的感伤也可以说是对一个逝去了的时代的感伤。这种光景不再的心态折射的是公安派衰落的事实，也侧面反映出晚明文学发展环境及文学发展过程的复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