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新民歌问题的讨论 :
讨论的中心是如何看待新诗与新民歌之间的关系，如何评价新民歌运动中出现的诗歌作品等。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初，诗歌界兴起了新民歌运动。此运动是以“大跃进”运动为背景，由毛泽东倡导，各级党委政府组织发动的一场群众性运动。
1958年3月，毛泽东在成都会议讲话中提出了新诗“古典+民歌”的发展道路。《人民日报》、中国作家协会等刊物和机构积极响应号召，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支持新民歌运动。1958年5月，周扬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作了《新民歌开拓了诗歌的新道路》的发言，“新民歌”以及“两结合”的创作由此展开。在新民歌运动中，诗人大都以高度的政治敏感性歌唱时代和社会，试图将诗歌的浪漫激情与政治抒发结合起来，运用的技巧手段与表达的思想情感趋于统一和僵化。1959年，红旗出版社出版的《红旗歌谣》集中反映了新民歌运动的面貌。
新民歌运动引发了中国当代诗歌史上关于“新诗到底应该怎么写？到底该朝什么方向发展？”的激烈论争，涉及对新诗、新民歌的评价，诗歌形式与内容的关系等问题。《诗刊》《星星》分别提出“开一代诗风”“诗歌下放”的口号，多数评论者批评了新诗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知识分子腔、学生腔等问题，提出诗人要改造思想，向群众学习的主张。1958年10月，《星星》在成都召开诗歌座谈会，李亚群发表了《我对诗歌道路问题的意见》的总结性长文，被认为是官方的权威总结和定论。
新民歌在获得赞誉的同时，也引起了一些诗人对新诗民歌化倾向的质疑。主要人物有何其芳、卞之琳等。1959年1月，《人民日报》召开了关于民歌体是否有限制等问题的座谈会，与会人员大致形成相对立的两种观点。《文学评论》《文汇报》《人民日报》等刊物发表了许多探讨诗歌形式问题的文章。《星星》《萌芽》等期刊开辟笔谈专栏，探讨诗歌发展方向、新诗道路等问题，何其芳发表了总结性长文《关于诗歌形式问题的争论》。随后的讨论不再争论新诗与新民歌的优劣，而是转向了如何发展新民歌的问题，新民歌运动也趋于落潮。
80年代前后，诗歌界对于如何评价新民歌运动中的诗歌作品仍存在分岐。主要表现为：①认为新民歌在反映劳动人民改变祖国面貌的迫切愿望的同时，表现了他们推动历史前进的巨大力量和智慧，抒发了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美好前程的向往和追求。这些作品带有浓烈的生活气息和民族色彩，即便受制于历史语境的局限，其所体现出的创作实绩应该得到肯定。②认为新民歌运动是将搞政治运动办法运用于诗歌创作中，严重地违反了艺术创作的规律。新民歌运动背离了文艺反映生活的原则，因受制于“左”倾思潮的支配，它主要以歌颂浮夸、虚假事物，鼓吹唯意志论和主观唯心主义为主，这种粉饰生活、制造假象的创作手法是创作上的伪现实主义，对这些作品应该给予彻底的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