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献 :
浙江仁和（今杭州）人。少孤。同治六年（1867）中举，屡应礼部试不第。曾入福建学使徐树藩幕。后署秀水县教谕，历任歙县、全椒、合肥知县。晚年辞官归里，应张之洞之聘，主讲湖北经心书院。工骈文，吐辞摛藻，深有得于晋、宋、齐、梁文辞之奥。诗宗八代、三唐，尤其推重明七子，所作婉笃深厚，优柔善入。尤以词及词论名，曾被人称之为“近代词坛一大宗师”（龙榆生《近三百年名家词选》）。谭献的词学主张与常州派张惠言、周济一脉相承。他自述其学词经历：“二十二旅病会稽，乃始为词，未尝深观之也。然喜寻其旨于人事，论作者之世，思作者之人。三十而后，审其流别，乃复得先正绪言，以相启发。”（《复堂词录序》）所谓“先正绪言”，是指常州派张惠言、周济等人的词学理论。谭献在初学词而还未深入之际，就与常州词派提倡“美刺”“寄托”的理论倾向暗合相通，学习常州词派的理论之后，颇受“启发”，于是明确而清醒地推衍鼓吹之，以求弘扬光大，成为近代第一个传扬常州派词论的健将。
谭献论词承常州派之绪，力尊词体，认为词乃“乐府之余”，从音乐性的角度强调词的独立和崇高的地位。又要求正面反映现实“世变”，以“变”为“正”，特别欣赏伤时忧世的“清商变徵之声”。提倡“柔厚之旨”，怨而不怒，要求词作达到“意内言外”的“虚浑之境”。他对张惠言、周济的词选、词学和词作都评价极高,对清代其他词派多有不满之词，对朱彝尊为首的浙派指责尤多。谭献毕竟是一位有识见的词论家，他摈斥浙派，然也能善知其长处；立足于常州派，而能洞察其流弊。他不但肯定了浙派“洗明代淫曼之陋”的历史功绩，而且指出朱彝尊之词“情深”“固后人所难到”，厉鹗之词“真可分中仙、梦窗之席”。对常州派的一些缺点，他也直言不讳，如指出他们对词旨的解说“不无皮傅”，穿凿附会，“流于学究”，而词之创作易入“平钝廓落”，态度相当客观，持论亦可谓实事求是。
谭献对前辈的词学理论并不盲目因袭，而是自有其独特的看法。标榜“柔厚”的词格即是其本于常州词派而又能自具特色的观点。谭献在《复堂词话》中屡屡提到“柔厚衷于诗教”“温柔得诗教”。以“柔厚”论词，要求词旨符合儒家政治、伦理、道义，词人要关心国事世运，通过词作反映世变，寄托伤时忧世的微言大义。词作要立意深厚和平，语言风格则应该委婉蕴藉，含蓄不露。这与常州派的“比兴”“寄托”说也具有内在一致性，故而他论词常常比兴、柔厚并提，说自己与周济“折衷柔厚则同”。谭献以“柔厚”论词，对婉约和美、幽怨不怒的作品评价较高，而贬低亢直、雄放、爽朗的作品，如他批评苏轼“粗豪”，辛弃疾“稍伧父”，词风豪健的清代词人郭麐“薄”“滑”。这暴露出他在词学风格取向上存在的片面性。其实这也是常州词派普遍的缺点。
常州词派具有强烈的政治情怀和经世意识。谭献所处的时代更是危机四起，乱象纷呈，他继承张、周的词学思想，对伤时忧世、经纬天地的作品一般能作高度评价。如他称蒋春霖“清商变徵之声”“流别甚正，家数颇大”，誉他为“倚声家杜老”；从“徘徊乎变雅”“可以觇世变”的角度评赞近代爱国将领邓廷桢《双砚斋词》。如果以委婉含蓄相衡量，两人的作品都不尽相合。这说明谭献以“柔厚”论词，当侧重于词作的社会价值和现实意义时，对常州词派和他本人的词学风格论能够有所突破。
谭献著有《复堂类集》，包括文、诗、词、日记等。另有《复堂诗续》《复堂文续》《复堂日记补录》。词集《复堂词》，录词146阕。其词论由门人徐珂辑为《复堂词话》，有《词话丛编》本及人民文学出版社本。
谭献《复堂类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