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放 :
江宁（今江苏南京）人。乾隆（1736～1796）年间，曾取《新列国志》修订润色，并加以评定，改名为《东周列国志》；又对《水浒后传》进行评点，为《西游记》写过序论等。
蔡元放评点《东周列国志》时指出，“《列国志》与别本小说不同”，别本小说如《水浒传》《西游记》等可以凭空虚构，而《东周列国志》是记述历史的，应当有助于读者了解历史事实。他说：“稗官固亦史之支流，特更演绎其词耳。善读稗官者，亦可进于读史。”（《东周列国志序》）因此，指出《列国志》是一部纪事之书，却不是叙事之书。作为“纪事之书”，其特点是有一件说一件，有一句说一句。由此出发，他对《新列国志》中背谬史实之处，进行了必要的修订，并且提出：“读《列国志》，全要把作正史看，莫作小说一例看了。”（《读法》）从历史教育角度看，他指出其他小说“劝惩多是寓言，惟《列国志》中，件件皆是实事，则其劝惩为更切也”（《读法》）。
蔡元放的这些观点，与前人对历史演义的某些认识、评价是一脉相承的。相较而言，其观点更绝对一些，基本上将历史演义看成了传播历史知识、进行历史教化的工具。蔡元放的观点有合理、可取的一面，但从文学的角度看，无疑淡化了历史演义的小说特性。但这并不意味着蔡元放缺乏小说艺术的意识、眼光。他评论《水浒后传》时，便改从叙事艺术的角度来加以论析。在《水浒后传读法》中，明确指出：“本传四十回大书，上而神仙、帝王、忠臣、义士，下而厮养乞丐、奸佞凶残”“皆是乌有先生，乃作者凭空撰出，以娱人耳目”，因此“读者当赏其文，不可认为真事，将作者无限惨淡经营结构出来之妙文尽行埋没也”。为此，还特意从小说的人物、结构、情节、语言等方面，较为细致地阐析了前后《水浒传》的优劣得失，探讨了如何续书的问题，其核心观点是小说叙事写人应当合情合理。如他批评《水浒传》写卢俊义被赚上山，史进与朱武等三人往来，晁盖劫取生辰纲等都写得不合情理。而《水浒后传》“凡写一人起事，一人上山，必皆有其不得已之故、无可奈何之情，则较之前传更为正当、更为光明，使读者更无异议也”。
同时，在金圣叹的影响下，他还补充了一些写作的文法，如所谓“跳身书外法”“忙里偷闲法”“水中吐焰法”等，这对读者认识小说的艺术特色也有一定的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