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科八体 :
语出《典论·论文》：“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备齐体。” 曹丕指出文有四科，每科两种体裁，进而指明它们之间的区别性特征，即“四科八体”之说。
文体分类的思想古已有之。《诗经》和《尚书》的结集体现了以类相从的原则。汉人班固《汉书·艺文志·诗赋略》，透露出在文学与学术之间，以及文学内部赋体与歌诗相区分的意识。汉末的时候，蔡邕的《独断》专论文书的写作，涉及诏、制、章、奏等8种体裁。汉魏之时，曹丕首倡四科八体之说，既总括文学众体，又辨析同异，具有发凡之功。在他看来，科目不同，则体制有异：奏议文书贵在雅正，书函论说贵在讲理，铭诔应符合传主的生平实际，诗赋崇尚文辞之美。曹丕还认为由于文体不同，文士多各有擅长，比如建安七子都是各有短长的。其联系作家才性论述文体，强调作家个性与文体规范之间的匹配，所以反对“各以所长，相轻所短”的文学批评风气。
曹丕崇尚壮丽之美，而不是羸弱艳丽的美感，所以提出“诗赋欲丽”的观点。曹丕之前，诗主“言志”“讽喻”，《论语》也说“辞达而已”，《尚书》云“辞尚体要”，扬雄在《法言·吾子》中明确反对“辞人之赋丽以淫”，都是基于政教目的来阐释文学的体貌，忽视了文辞自身的美感。曹丕划分“四科八体”，单单以“丽”属文，是文学自觉时代的产物。
后来，陆机《文赋》有“十体”之说，提出了“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的观点。挚虞《文章流别论》和刘勰《文心雕龙》的文体学思想更加细密，也更加系统，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了曹丕的影响，促进了后世纯文学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