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翼作家同自由人、第三种人的论争 :
1931年12月15日，胡秋原主编的《文化评论》在上海创刊，在发刊词《真理之檄》中他表示：“我们是自由的知识阶层，完全站在客观的立场，说明一切批评一切，我们没有一定的党见，如果有，那便是爱护真理的信心。”在《阿狗文艺论》和《勿侵略文艺》两篇文章中。他认为艺术是独立的，是不依附于政治的。“艺术虽不是‘至上’，然而决不是‘至下’的东西，将艺术堕落到一种政治的留声机，那是艺术的叛徒。艺术家虽然不是神圣，然而也绝不是叭儿狗，以不三不四的理论，来强奸文学，是对艺术尊严不可恕的冒渎”。
胡秋原的言论一出，立即遭到了左翼文学家的批判。谭四海在《“自由知识阶级”的“文化”理论》中痛斥胡秋原“为虎作伥”。瞿秋白发表《文艺的自由和文学家的不自由》，认为在阶级社会中不可能有独立于阶级利害之外的“文艺自由”。
在左翼作家与“自由人”论战之时，曾是左联成员的苏汶于1932年7月在《现代》杂志上发表了《关于<文新>与胡秋原的文艺论辩》一文，说自己是在“左翼文坛那样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胡秋原那样的“智识阶级的自由人”之外的“第三种人”。苏汶打出“第三种人”这一旗号时，曾被称为“作者之群”，实际上并未形成有组织的文艺派别。当有些左翼作家把苏汶、巴金、施蛰存、沈从文、穆时英等人发表于《现代》杂志上的小说当成“第三种人”的作品进行批评时，《现代》杂志主编施蛰存就表示：“苏汶在《现代》上所发表的文字都只代表他个人的意见，我实在并不以为苏汶先生的文艺观即是《现代》杂志选录创作的标准。”巴金也发表《我的自辩》一文，称自己虽然在《现代》杂志发表作品，但“与苏汶先生的以及编者的主张并不全同”。
针对苏汶的言论，鲁迅在《论“第三种人”》中指出：“生在有阶级的社会里而要做超阶级的作家，生在战斗的时代而要离开战斗而独立，生在现在而要做给与将来的作品，这样的人，实在也是一个心造的幻影，在现实世界上是没有的。要做这样的人，恰如用自己的手拔着头发，要离开地球一样。”在《又论“第三种人”》中，他进一步论述文艺界决不会有“不偏不倚”的“第三种人”的存在，因而也不会有“第三种”文学。此后，冯雪峰、周扬、舒月等都分别撰文批评“第三种人”。
民国时期，鲁迅作品《论“第三种人”》
左翼文艺界同“自由人”“第三种人”的论争主要围绕文艺的阶级性问题、文学的价值功能问题、文艺与政治的关系等问题展开。胡秋原和苏汶等对“文艺自由论”的坚持，虽然有反对无产阶级文学的一面，但他们对左翼文坛的批评也不乏中肯的意见，而左翼文艺阵营却把原本可以团结的中间派当作敌人来看待，表现出某种程度的极左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