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翼作家批评新月派 :
参加这次论争的左翼作家主要有鲁迅、彭康、冯乃超、钱杏邨，新月派方面的主要代表人物则是梁实秋和徐志摩。
1927年左右，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原“现代评论派”的骨干胡适、徐志摩等人从北京来到上海创办新月书店。1928年3月，又创办了《新月》杂志。在政治上，他们宣传西方的民主自由思想，反对暴力革命；文艺上主张文艺自由，反对普罗文学。徐志摩在《新月》创刊号上发表《<新月>的态度》，提出了“不妨碍健康的原则”和“不折辱尊严的原则”，视无产阶级文艺为邪恶的瘟疫，向无产阶级文艺宣战。梁实秋在《文学与革命》一文中指出，伟大的文学乃是基于固定的普遍的人性，从人心深处流出来的情思才是好的文学。文学难得是忠实，忠实于人性。梁实秋讲“人性”的普遍性和共通性，是针对当时革命文学所倡导的“阶级论”。他认为文学是作家“内心的要求”，不是鼓吹社会斗争的工具；他坚持文学的“天才论”，反对“大多数的文学”，否定革命文学的存在。
《新月》杂志月刊第一卷第一号
新月派的言论遭到了革命文学倡导者的批驳。彭康发表了《什么是“健康”与“尊严”——“新月的态度”与批评》，指出对立的阶级对社会变革必然采取对立的态度。冯乃超写了《冷静的头脑——评驳梁实秋的〈文学与革命〉》，对“天才”进行了唯物论的阐释，批驳梁实秋人性论的文学观实质上是为上流阶级服务。这些文章，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为武器，对“新月派”的阶级本质及其破坏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意图，做出了初步的批判。
对于梁实秋的人性论，鲁迅在《文学与出汗》中进行了批驳。他从进化论的角度论证人性不是永久不变的，“要描写永久不变的人性，实在难哪。”并且以出汗为例，指出在描写小姐和工人的出汗时，就会有“香”和“臭”的阶级差别。从1929年9月起，梁实秋连续写了《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论鲁迅先生的硬译》等文章，继续宣扬人性论。他还强调文学是天才创造的，与一般人无关，而左翼作家认为这是否认无产阶级文学存在的合理性。鲁迅以《“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一文来回应梁实秋对于文学阶级性的质疑，驳斥了他的“人性论”和“天才论”，认为梁实秋提出文学就是喜、怒、哀、乐、爱等“最基本的人性的艺术”，那是“矛盾而空虚的”，文学只有通过人，才能表现“性”，然而“一用人，而且还在阶级社会里，即断不能免掉所属的阶级性，无需加以‘束缚’，实乃出于必然”。
左翼作家对新月派的批评，标志着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在政治转换时期的进一步分裂。新月派和左翼作家都曾为反抗国民党政府的专制统治做过斗争，然而由于新月派是站在自由主义的立场上，既向国民党要求言论自由，同时又惧怕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因此不可能与左翼作家成为政治上和文学上的盟友。经过这次论争，新月社走向解体分化，左翼文学得到更大的发展。不过，在批评新月派的过程中，左翼作家过分注重文学的宣传作用，对文学本身的艺术价值有所忽视，表现出一定的“左”的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