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诗学 :
“诗学”一词既指称“诗艺”，也指称“文学科学”（文学学），两个涵义在文学学中都存在，以强调对象与方法这两极在文学学中的统一。历史诗学与理论诗学是相互补充的关系。理论诗学致力于文学学范畴系统的建构，对那些范畴予以逻辑概念上的分析，经由这种分析，文学这一对象本身的系统得到阐明。而历史诗学则聚焦于对这一系统的产生与发展的考察。理论诗学的重心是在诗学的第二层（方法论的）涵义上，而历史诗学的重心则是在诗学的第一层（对象的）涵义上。因而历史诗学研究的不仅仅是范畴系统的起源与发展，而首先是文学这门话语艺术本身。在这个意义上，历史诗学同文学史相接近，但并不与它融为一体，而是一门理论性学科。历史诗学在对象与方法这两极中优先关注对象，这一选择在历史诗学的方法论上也有体现。
“历史诗学”作为一门学问，形成于19世纪下半叶俄罗斯学者、“俄国比较文学之父”A.H.维谢洛夫斯基的著作《历史诗学》（1870～1906）中。历史诗学的方法论基础是摒弃由一般美学与哲学美学提供的任何先验的界说。在维谢洛夫斯基看来，历史诗学的方法是历史的与比较的，而黑格尔美学，包括其文学类别理论，则是片面的与非历史的概括的一个例证。他认为黑格尔的文学类别理论仅仅基于古希腊文学的事实，而古希腊文学则只是“一般文学发展的理想标准”。只有对全部世界文学进行历史的、比较的分析，才有可能避免理论建构的随意性，而从材料本身探寻出所考察现象的孕生规律与发育规律，阐明文学进程上的大阶段。
在维谢洛夫斯基这里，在对方法的表述上，历史层面与类型层面这两者的互补性已经被提出来。在维谢洛夫斯基后，对这两个层面的关系的理解上发生变化，历史层面与类型层面开始得到更为细致的区分，重心或移向起源和类型（在O.M.弗雷登堡，V.IA.普罗普的著作中），或移向演变（在当代学者的著作中）。然而，历史的视界与类型学视界的互补关系一直是“历史诗学”这门学科的一个确定的特征。
在维谢洛夫斯基之后，弗雷登堡、M.M.巴赫金与普罗普的著作为历史诗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其中巴赫金发挥了特殊的作用，他对这门正在形成的学问最为重要的概念：“长远时间”与“大对话”、“长远时间中的对话”、审美客体、构筑样式、体裁等，既从理论上也从历史上进行了阐说。
历史诗学首要的任务之一是基于“长远时间”，审美客体与其形式就是在这个长远时间里缓慢形成与发育的。这一维度划分出文学发展的大阶段或者艺术整体的历史类型。维谢洛夫斯基划分出两个大阶段，将它们称为混合艺术时代与“个人创作”时代。IU.M.洛特曼基于另一些理据也划分出两个大阶段，称为同一美学阶段与对立美学阶段。
关于诗学发展时期的划分，最普遍的分法是“三分法”。“三分法”认为诗学发展的第一个大阶段（名称为混合艺术时代、前机械的拘泥传统的时代、古风时代、神话诗学时代等）涵盖自“前艺术”的产生直至经典的古希腊古罗马时期；第二个大阶段（名称为机械的拘泥传统时代，拘泥传统的诗学“演说术般的诗学”“遗觉般的诗学”等）自公元前7～前6世纪（在希腊）至公元最初几百年（在东方）；第三个大阶段（名称为非拘泥传统的、个体创作的、有艺术风气的诗学）则自18世纪中叶（在欧洲）与20世纪初（在东方）开始形成而一直延续到当代。正是由于要对艺术发展大阶段的特征进行考察，所以历史诗学要研究主体的结构（作者、主人公、读者/听众之间的关系）、话语的艺术形象与文体风格、文学样式与体裁、情节以及广义上的语音修辞（格律、节律与声音组织）的起源与演变。
维谢洛夫斯基认为，历史诗学的中心课题在于阐释“诗的意识及其形式的演变”。他依据大量文学史料的历史比较研究，提出在人类历史上形成了一些“稳定的诗歌格式”，如史诗、抒情诗、戏剧等文学样式，情节、修饰语、韵律等艺术手段。每一代新人都用其对生活的新的体验来充实和丰富这些现象和格式，对它们做出新的组合和加工，这就是文学语言、形式的“内在涵义的丰富过程”，即“在稳定的诗歌格式的界限以内的社会思想的进步”。维谢洛夫斯基关注文学这门艺术发展规律的特殊性，看出其艺术形式的演变并不是简单地随着新的思想内容而不断地创造新的形式，而是对传统的形象和样式加以利用、改造，在继承中推陈出新。维谢洛夫斯基强调，“无论在文化领域，还是在更特殊一些的艺术领域，我们都被传统所束缚，并在其中得到扩展，我们没有创造新的形式，而是对它们采取了新的态度”。维谢洛夫斯基的这一论断对于后来的俄苏形式论学派和巴赫金等学者的诗学研究有启迪意义。
按照维谢洛夫斯基的构想，“历史诗学”体系包括的诗学范畴和课题为：①原始混合艺术与文学体裁的演变。②情节诗学。③诗歌语言风格的形成与发展。④诗人在文学继承与革新中的地位与作用。
维谢洛夫斯基的历史诗学首先是一种文学样式的起源研究。他在《历史诗学三章》（1899）中，依据民间文学、民俗学、人类文化学以及考古学积累和发现的大量史料，系统深入地研究了文学样式的起源。他认为在人类原始文化初期，存在着不同艺术混为一体的现象，即所谓“混合艺术”。诗歌这一样式就是随着社会文化的历史发展逐步从混合艺术中演化出来的。而戏剧体裁的起源则最为复杂，绝非黑格尔所谓的戏剧是“史诗的客观性与抒情诗的主观性的相互渗透”的产物这一先验图示所能解释的。维谢洛夫斯基认为由于戏剧的复杂混合性质，它可以从不同的礼仪和祭祀中成长起来，于是形成了几个系列的演化类型。
维谢洛夫斯基在其历史诗学中还展开了对诗歌语言风格的研究。他认为，诗歌语言为了葆有具体感性的诗意特征，需要借助各种修辞手段来更新其形象因素。历史诗学通过不同民族文学中修饰语演变的历史比较研究，可以揭示出诗歌风格形成与发展的历史规律。维谢洛夫斯基对诗歌语言风格的研究，对B.V.托马舍夫斯基、IU.蒂尼亚诺夫、V.S.维诺格拉多夫、IU.M.洛特曼等人的诗学理论、语言风格理论产生了持续的影响。
维谢洛夫斯基虽提出并形成了历史诗学的框架，但未能完成历史诗学体系的构筑。后来的V.M.日尔蒙斯基、普罗普、巴赫金等苏联文论家继承和发展了维谢洛夫斯基的学说，在历史诗学研究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新成就。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历史诗学成为苏联科学院世界文学研究所、俄罗斯文学研究所最主要、最有价值的研究方向之一。然而历史诗学还是一个年轻的、尚在形成中的学问，其基础尚未得到严整而系统的陈述，核心范畴尚未得到严谨而精致的提炼。尽管如此，历史诗学作为一种重历史、重比较、重归纳的诗学，立足于广泛比较分析各民族自古至今的文学现象和文学进程，而力求揭示人类文学的艺术形成与发展的共同规律，是对传统的、规范化的思辨诗学体系模式的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