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中情思》 :
1936年5月，西巫拉帕动身去日本考察报业，同年年底回到泰国后创作了这部作品。从写《生活的战争》到写《画中情思》的几年间，作者的思想发生了较大变化。他曾经以兴奋的心情迎接了“6·24”君主立宪革命，接受了《民族日报》主编的职务，积极传播民主政体的知识。但是不久，他便看出了这场革命只是徒有其表，人民所期望的变化并没有发生。他辞去了《民族日报》的工作，对有人请他参加“民团”的建议也加以拒绝，这表明他对当权者的不信任，以及政治上、社会思想上与他们的分道扬镳。日本之行也开阔了他的眼界，西巫拉帕对泰国社会有了更深的认识。
是什么东西触发了作者的创作冲动呢？据西巫拉帕的儿子素拉潘·柿巴立所述，当时西巫拉帕住在曼谷的一条名叫皇后的胡同里，那里住着一些贵族，西巫拉帕目睹了不少贵族女子被束缚在封建家庭里，三四十岁仍然不能结婚，即使结婚了也无法得到幸福，这引起了作者的思索，激起了他深深的同情，这便是这部小说最原始的素材。作者根据这普通的素材经过艺术的想象、虚构、提炼和加工，写出了贵族女子蒙拉查翁·吉拉娣的爱情悲剧，塑造了一个十分鲜明、感人的被封建宗法制度葬送的贵族女子的典型形象。
吉拉娣自幼生活在一个王公之家，幼年所受的是严格的封建家教，少女时代就深居简出，与世隔绝。她虽然受过正规教育，也跟洋人女教师读过书，但没有人教会她独立思考，她好像一只美丽的小鸟被锁在笼子里，不能与外界接触。时光易逝，吉拉娣的青春已在她身上悄悄溜走。两个姐姐的相继结婚对她产生极大的触动，但是，当她意识到她将要在爱情上遭遇不幸的时候，她已经29岁，可是凭着年轻的体态，动人的容貌，她仍然对爱情和幸福抱着一线希望。为了打发寂寞的光阴，她每天花几个小时美容，学习绘画。时间又过去6年，当她36岁的时候，昭坤突然闯入了她的生活。
蒙拉查翁·吉拉娣的悲剧也正在这里，她并不是在青春妙龄、情窦初开的时候一往情深地爱上一个青年。她特定的社会地拉，狭窄的天地，规定好的道路，使她没有爱的机会，也就是说，她事实上被剥夺了爱的权利。
她和昭坤的结合并不是强迫的或买卖的婚姻，而是她自己在仔细地权衡利弊之后所做出的选择——要么是终生不嫁，老死闺阁；要么是走出牢笼，和一个无法与之产生爱情的男人结婚。这并不是在幸福和痛苦之间选择，而是在较大的痛苦或较小的痛苦，是在两种悲剧之间的选择，这是比强迫或买卖的婚姻更令人痛苦，是更令人难于下咽的苦药。
如果说吉拉娣和昭坤的结合是个悲剧。那么她和诺帕朋之间的爱情则是更大的悲剧。她在随丈夫去日本度蜜月的时候，遇见了这位年仅22岁的泰国留学生，诺帕朋狂热地爱上了她，她自己的心里也第一次燃起了爱情的熊熊烈火，但她却不敢大胆地表现出来，她甚至不敢指望这种爱情，因为她觉得彼此的境遇和差别是十分明显的，这种爱情是很难有结果的。她自己虽然不爱丈夫，却觉得自己只是个“行星”，“只能围着昭坤这个太阳转”，做一个无可奈何的贤妻良母，因此她劝诺帕朋好好学习，把自己忘掉。几年之后，时过境迁。诺帕朋果真把她忘掉了。但是爱情之火从未在她的心头熄灭。
当吉拉娣得知诺帕朋将要结婚的消息时，她受到了极大的震动；她病入膏肓，但为见情人最后一面，她盛装打扮自己，希望给他留下美好的印象；她用整个生命和心血画了一幅他们爱情的发生地的油画，把它送给诺帕朋，作为他结婚的礼物，并且对诺帕朋说：“你的爱情产生在那里，也死亡在那里，但另一个人的爱情却在行将崩溃的身体里熊熊燃烧。”她在临死的时候留下了一句充满血泪的话：“我死了，没有爱我的人；但我感到满足，因为我有了我爱的人。”这句话是她一生爱情悲剧的写照，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她的悲凄、寂寞、孤苦和追求。她是令人同情的，但她又是屈服于命运的弱者，她的“满足”是一种寄托和追求，但又是可怜的，因为其中包含了无可奈何的苦涩味道。
吉拉娣的性格是复杂的、矛盾的。她憧憬、追求着幸福和爱情，但她得不到；她要求解放，但又走不出牢笼。内心的矛盾和性格的软弱正是她的出身和生活道路所决定的。有些泰国评论家认为吉拉娣是个没落的形象，她整天沉溺于打扮，精神空虚，并不是一个值得肯定的人物，其实并不尽然。吉拉娣并不是劫掠别人幸福的压迫者，而是在特定的条件下被禁锢、被牺牲的弱者，她对幸福的渴望和对爱情的追求正是新时代女性解放的曙光在她身上的映照，她内心的矛盾和性格的软弱又是旧时代所留下的印记。她当然不是新时代女性的典型，但她却预示着旧时代即将过去，是新时代即将诞生的妇女争取自身解放的过渡人物。总之，她是特定的历史转换中的一个典型。
小说中有许多发人深思的内容，人们在有意无意之间制造着悲剧便是其一。吉拉娣的父亲（作者对这个人物着墨只是寥寥几笔）面对35岁的嫁不出去的女儿一筹莫展，他似乎对女儿是体贴和疼爱的，但也正是他把吉拉娣幽禁在闺阁里，希望她循规蹈矩，在传统的道路上亦步亦趋，让女儿效法自己。当女儿心灰意冷之际，又是他“规劝”她“自愿”选择了没有爱情的婚姻。也许父亲对女儿的体贴、疼爱和怜悯是发自内心的，但是这种体贴和疼爱的结果也是对女儿幸福和爱情的扼杀。父亲本人无法理解这一点，恰恰说明这是一个社会的悲剧。
对昭坤的处理也是如此，作者没有写他的坏，而是写了他的“好”。他为人友善、豁达，是个贵族富翁，在物质生活上他可以满足妻子的一切。但是读者恐怕很难喜欢他，因为他是吉拉娣命运的主宰，是个占有者和美的破坏者，是个制造悲剧的人，尽管这一切并非完全出于他的本意。
至于诺帕朋，作者并没有把他作为一个重要人物来写，他虽然是个留学生，但很难说是时代的先进人物，他对吉拉娣的爱情更多的是一种惊羡于她的美丽的冲动，很难说他们是志同道合。他的爱情是热烈的，但是并没有深厚的基础，因而它经受不住时间和距离的考验，在爱情与银行业之间，倘有矛盾和冲突的话，他选择的是“事业”，他不会为吉拉娣去牺牲。吉拉娣的看法是对的，诺帕朋从一开始就不理解她，这是吉拉娣爱情悲剧的更直接的原因。
这篇小说在审美艺术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最值得称道的是作者已不再像前期作品那样注重故事性，而是调动一切艺术手段刻画了一个鲜活的贵族女子的悲剧形象，一个美的形象，展示了她性格上的矛盾和内心世界的复杂性，这是一个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艺术形象，直到今天仍然活在读者的心里。次要人物如昭坤、吉拉娣的父亲的刻画也发人深思，给读者以思考的余地。作者追求的是恬淡的、抒情的、散文式的风格，它不雕饰，也不造作，在恬淡中蕴含着人物内心感情的激烈风暴。小说的情节并不复杂，却写得波澜起伏，凄婉动人，令人爱不忍释。
《画中情思》是西巫拉帕最重要的代表作，在泰国现代小说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它在思想性和艺术性的结合上创造了一个优秀的典范，它在反映生活的深度和广度上所取得的成就在那个时代是无人可比的。它既是作者早期、中期创作的总结，又为作者后期的革命现实主义作品架设了一座桥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