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阳货》云：“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在孔子之前，人们已经认识到了《诗》的言志、美刺和教化的作用，孔子则首先从理论上对《诗经》的政教功用进行了系统的总结、概括和发展。“可以兴”，孔安国注：“兴，引譬连类。”(引自刘宝楠《论语正义》，下同)这是从修辞角度解释。朱熹注：“感发志意。”(《论语集注》，下同)这是从心理联想和教化功能的角度解释。
孔子“可以兴”之兴即《周礼》太师“六诗”之兴、大司乐“乐语”之兴、《毛诗序》“六义”之兴，都是讲学诗用诗最基本的方法，不会“引譬连类”“感发志意”的方法就无法灵活恰切地用诗。“兴”是论诗及用诗“感发志意”的心理联想及政教功能。
“可以观”，郑玄注：“观风俗之盛衰。”朱熹注：“考见得失。”“观”有三义，一为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了解民情，以作推行教化的参考。二为观诗人之志。
三为观用诗人之志。如《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赵孟曰：“请皆赋以卒君贶；武亦以观七子之志。”此为观赋诗人之志。
《论语·先进》载：“南容三复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此为观读诗人之志。“观”是说诗及用诗的认识价值。
“可以群”，孔安国注：“群居相切磋。”朱熹注：“和而不流。”“群”是说诗及用诗的团结作用。“可以怨”，孔安国注：“怨刺上政。
”批判社会上某些不良倾向。“怨”是强调诗及用诗的批判讽刺的政治作用。
“事父”、“事君”，朱熹注：“人伦之道，诗无不备，二者举重而言。”刘宝楠《论语正义》说：“明诗教有益，故学之可事父事君也。”人人学诗用诗，提高道德修养，故可自觉遵守礼义，在维护封建秩序、巩固封建统治中发挥作用。
“多识鸟兽草木之名”，朱熹注：“其绪余又足以资多识。
”此有二义，其一增长自然知识，可视为《诗经》博物学研究之发端。其二，《诗》中多用“鸟兽草木”譬喻，熟悉它们的自然属性，可更准确了解诗人之志，也可更灵活恰切地引譬连类，感发志意。
以上所论都关涉到《诗》的功用、学《诗》的益处，用《诗》的方法，从中可见，孔子时代的用诗与春秋时的用诗断章取义的方法没有什么不同，但《诗》的实际用途已有所不同：过去国子随乐师学诗，主要是为了在社会活动中赋诗言志；而孔子教诗主要突出《诗经》修养道德、涵养性情的功能。以前用诗于讽谏教化，多着眼于对方，“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毛诗序》)，而孔子教诗则多着眼于自身道德修养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