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中有些诗本来就是为用于典礼、讽谏而作，先秦古籍及有些诗中对此有明确记载，故太师以《诗》为教本，教瞽矇、国子用诗于典礼、讽谏、赋诗等，不可能不涉及到诗本义。
《礼记·学记》云：“不学操缦，不能安弦；不学博依，不能安诗。”郑玄注：“博依，广譬喻也。”孔颖达疏：“此教诗法也。诗是乐歌，故次乐也。博，广也。依，谓依倚也，谓依倚譬喻也。若欲学诗，先依倚广博譬喻。若不学广博譬喻，则不能安善其诗，以诗譬喻故也。”是知当时教诗学诗皆从诗本义起始。
先秦赋诗言志可以不用诗本义，但并不等于不知道不重视诗本义。有时赋诗要求也是很严格的，特别是赋整篇诗的时候。《左传》襄公十六年载晋侯语曰：“歌诗必类。”杜预注：“歌古诗，当使各从义类。”是说赋诗言志既要符合当时的情境，又不能完全不顾及诗之本义，用诗人之意与诗本义要有相关相似之处。
如《左传》襄公四年载：“穆叔如晋，报知武子之聘也，晋侯享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歌《鹿鸣》之三，三拜。
”这是为何?原来穆叔深知诗本义，他解释说：“《文王》，两君相见之乐也，臣不敢及。《鹿鸣》，君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四牡》，君所以劳使臣也，敢不重拜。《皇皇者华》，君教使臣曰：‘必谘于周。’臣闻之，访问于善为咨，咨亲为询，咨礼为度，咨事为诹，咨难为谋。臣获五善，敢不重拜。
”又如《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载：“伯有赋《鹑之贲贲》，赵孟曰：‘笫床之言不逾阈，况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闻也。”杜预注：“此诗刺淫乱，故云床笫之言。”可见赵孟深知诗本义。
又如《左传》成公二年载申叔跪讽巫臣说：“异哉!夫子有三军之惧，而又有《桑中》之喜，宜将窃妻以逃者也。”申叔跪知《桑中》本义关涉男女之情爱。又如《国语·晋语》：“明曰宴，秦伯赋《采菽》，子余使公子降拜。秦伯降辞。子余曰：‘君以天子之命服命重耳，重耳敢有安志，敢不降拜?’”子余知《采菽》本义为“王赐诸侯命服之乐也。
”孔子在教诗论诗中也注意到诗的本义，如《论语·八佾》载：“三家者以《雍》彻。子曰：‘相维辟公，天子穆穆。’奚取于三家之堂。以及孔子对《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的评价，“诗三百篇，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的论说，都能说明孔子对诗本义的认识与重视。又如孟子提倡运用“知人论世”、“以意逆志”的方法说诗以及对《小雅·北山》的正确解释。荀子主张“征圣”、“宗经”，以诗为证，即是以诗人之意(诗本义)证明己意。
以上这些都能说明先秦时期在用诗的同时，也在注意了解、探求诗的本义。虽然他们对诗本义的认识与解说带有浓厚的政教观念与更多的主观臆断的成分，直接影响了后世经生的比附曲解，但毕竟开始了对诗本义的认识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