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颖达在《毛诗正义》中提出了“三体三用”说，明确地把赋、比、兴与风、雅、颂分开，认为风、雅、颂是诗歌体裁，赋、比、兴是表现方法。
他说：“风、雅、颂者，诗篇之异体；赋、比、兴者，诗文之异辞耳。赋、比、兴是诗之所用，风、雅、颂是诗之成形，用彼三事成此三事者，是故同称为义。
”此说影响极大，使赋、比、兴为“表现方法”说几成定论，至今仍为大多数学者所承认。《毛诗正义》说诗主要宗毛，对赋、比、兴的解释也主要依据毛《传》标兴，并在毛《传》标兴的基础上区分比、赋，因此孔颖达对赋、比、兴的解说比较接近毛《传》标兴的本意。
他先引了郑玄对赋、比、兴的解释，然后说：“赋云铺陈今之政教善恶，其言通正变兼美刺也；比云见今之失，取比类以言之，谓刺诗之比也；兴云见今之美，取善事以劝之，谓美诗之兴也，其实美刺俱有比兴也。”表面看来似乎是为郑玄辩解，而实际是不同意郑玄以美刺来区分比、兴的。
孔颖达又在继承汉儒解说的基础上阐述了他的看法：“郑以赋之言铺，铺陈善恶，则诗文直陈其事不譬喻者皆赋辞也；郑司农云‘比者比方于物’，诸言‘如’者皆比辞也；司农又云‘兴者托事于物’，则兴者起也，取譬引类，起发己心，诗文诸举草木鸟兽以见意者皆兴辞也。比与兴虽同是附托外物，比显而兴隐。
”孔颖达的解说比他以前诸家说法都要明确：赋即直陈不譬喻，比即明喻、暗喻之类，兴则本体不出现的借喻，象征之类。
孔颖达的功绩在于提出“三体三用”说，并将汉儒含混的认识加以明确的解说。从修辞角度说，孔颖达对兴的解说最符合毛《传》标兴的实际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