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石如(1743—1805)，他于碑派书法用力最深，遂跃而成爲当时勃勃兴起的碑派书法的杰出代表。由于书法的杰出成就，尤其是篆书的雄厚基础，使他的印章加入了许多书法中获得的体悟。后人总结他的成功有八个字，即：“书从印入，印从书出”。
邓石如并不像明代印人大多从摹汉入手，资料表明他是从学习明代何震、苏宣、梁千秋等流派篆刻家作品直接入手的，所以邓石如早年的印作仿明人的痕迹十分明显，以后由于他直接将自己的篆书情趣以及吸取汉碑额篆书的风采融入印中，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因而一变当时的旧习，形成以圆劲胜，风神流动、婀娜多姿，富于笔情墨趣的印风，特别是于朱文印上实现了“突破”。诚如吴让之所说：“以汉碑入汉印，完白山人开之，所以独有千古。”(吴让之《赵撝叔印谱序》)后人将他与包世臣、吴让之等称爲“邓派”。
邓石如一生，主要活动于南京、鎭江、扬州等地。他与弟子包世臣便是在鎭江相识的，再传弟子吴让之爲扬州仪徵人，也主要活动于扬州，可见他有可能与当时活动于扬州的其他人互爲影响。包世臣曾爲邓石如所刻印章“守素轩”作跋曰：“此完白山人中年所刻印也。山人尝言：刻印白文用汉，朱文必用宋。”这一观点与同期印人巴慰祖、丁敬的观点非常相似。如丁敬曾有诗云：“看到六朝唐宋妙，何曾墨守汉家文。”从中不难看出同时代印人相同的审美观。
换言之，邓石如并没有仅守汉法，而是兼收并蓄。白文印“疁城一日长”与朱文印“完白山人”，从格局章法论之均爲汉印法，但细究起来并非如此。“完白山人”中三字呈方型，从缪篆出，而“人”一字不似缪篆，并由于这一“人”字而造成许多空地，使得其它三个呈方型的字也活泼起来。整方印章方中有圆，圆中有方，非常生动。故平心论之，此印非汉非元，当在汉、元印之间。“疁城一日长”的处理手法与“完白山人”同，此白文印，平中起波，如“一”字和“长”字的横画，“城”字和“长”字的竪画；又方中含圆，如“疁”字的右半部，“长”字的下半部均取圆势，笔意甚浓。在所谓的“白文用汉”之中，实际上已揉入了许多汉碑额上小篆的趣味。这样的印作使邓石如的面貌与时人所刻的汉印拉大了距离，形象亦鲜明起来。诚如曾熙所云：“撝叔之言曰：‘徽宗从拙入，浙宗从巧入’，然完白山人取汉碑额生动之笔，以变汉人印用隷法之成例，盖善用其巧也。丁、黄刀法取巧，然墨守汉印，固其善守拙也。”(曾熙《吴让之印存跋》)这种“拙入”法，不仅使其风格爲之一变，也给后人开啓了一条宽阔的大道。这条大道即是“印从书出”。
相对来说，当时的浙派印人，虽刀法爲之一变，但却“墨守汉印”，较多地表现爲印中求印。而邓石如则于印外的篆书书法寻求变革的契机，所以意义重大。像“淫读古文甘闻异言”这样的白文印，在邓石如的手下就完全脱尽汉印之法，印文取小篆，以刀代笔。风格上一望便知是从自家篆书书法而出。由于淡化了刻的趣味，所以“写”的趣味更得到了加强。朱简在明代阐发的“笔意表现论”，在邓石如时代得到了发扬光大。邓石如以自家书风入印的作品，我们还可以从“意与古会”、“逸兴遄飞”两方朱文印中看到。这二方印可称得上是他成熟期的代表作品。篆法上工稳对称，姿态洒脱，揖让穿揷，相辅相成。布白上参以疏密对比法，如“意与古会”，密三字疏一角，眞可谓“密处不容藏针，疏处当可跑马”。刀法上以冲刀法表现流丽而浑厚的线条。他尝自言：“古浣子摹篆，刚健婀娜。”这两方印确实当之无愧。包世臣曾这样赞赏他的朱文印，说：“僕见东坡、海岳、鸥波印章已多，何曾有如是浑厚超脱者乎?盖缩《峄山》、《三坟》而爲之，以成其奇纵于不觉。识者当珍如秦权汉布也。”信然。
邓石如留传至今的印作不多，但却表现了一位开拓者的鲜明足迹，他的作品中探索的成份大于完美的成份，故时有生拙之趣。然而也因爲其技巧不够成熟，刀法显得较生，边款亦欠功力，客观上影响了他的创作更趋成熟。但是他以“印从书出”实现的印章艺术的变革，却深刻地影响了晚淸印坛。淸末吴让之、赵之谦、吴昌硕、黄士陵，近代齐白石等都受到他的影响，并都曾以个性化的篆书揉入印中，创造出各具面貌的印作来。所以可以这样说，邓石如之后，文人流派篆刻艺术进入了一个新的纪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