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旸(生卒年不详)，明代万曆年间着名篆刻家。字旭、旭父，号寅东，秣陵(今南京)人。以铁笔隐居于鷄笼山下(今南京鷄鸣寺一带)，精于篆刻，尤癖秦汉印，“不求售，而索篆者屦满，胸中故富于篆，提刀复踌躇，视止行迟，勒一画，辄一叫，快绝！”(许令典《甘氏印集叙》)尝自云：“余世家居秣陵，自大父相传而下，先后相承，皆好古者，及先人曁伯考宦游海内，又殚心求索，仅得古印章若干计，而余又性癖，喜欢篆隷六书。嗜镌锼，每有佳处，辄勒之金石，乃谬谓古人之不多让也。”万曆二十四年(1596)，甘旸刊行了自己摹刻的集古印谱—《甘氏印正》。徐火通曾在甘旭《印正》序中说：秣陵甘旭，自大父廷评公，博物好古，多蓄秦汉金玉，虽间有散逸，而存在尙伙。旭复工于六书，精于鑒赏，暇日取其先世所存印章，较今坊肆所翻者，多有舛错，于是手勒金石历七年，得印一千七百有奇，名曰《印正》，行之于世。可见甘旸不仅在秦汉印中下了七年的大功夫，练就了一手高超的摹古本领，而且由于他对传统态度严肃，也对矫正时弊，端正印风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甘旸印作，在万曆年间代表了较爲正统的一派。“甘旸私印”爲其自用印，印风浑厚苍古，似密不透风，但却有空疏之意境，丝毫没有拥挤之感。“梁士升印”和“朱完之印”亦是两方仿汉之作，前者还多少留有宋、元人的趣味，后者则纯爲汉味。“之印”二字的处理与何震的手法如出一辙，刀法亦逼似之，尽管许令典在《甘氏印集叙》中说他“不优孟雪渔，而丰神不减。”但从这方印中，我们仍可窥及甘旸受到何震影响的痕迹。“吴鸣皋印”是朱文中的仿汉之作，线条挺劲，富有靑铜的铸造感，“龙骧之印”是朱文中的仿宋元之作，线条委婉洞达，情趣则另是一番滋味，显得淸新而流畅，明万曆中期，文人流派篆刻艺术兴起时间尙不算长，甘旸已有如此细朱文功力，实属不易了。从“印”字等篆写方法来看，甘旸显然也曾受到文彭一派的影响。
甘旸在刊行自己摹刻的《集古印谱》时，曾附有一篇有名的论印文字，曰《甘氏印正附说》、一名《印章集说》。《印章集说》中的六十七个条目，淸晰而凖确地爲印章艺术的专业术语作了诠释，因此对篆刻学的规範作出了很大的贡献。由于此项工作前无古人，所以称得是印学史上的一大突破。晚年有自己创作的印谱《甘氏印集》问世。可以这样说，甘旸在明代是一位在摹古和创作、理论和实践诸方面都很有成就的篆刻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