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洵(1740—1812)字企泉，号小池，又号念巢，浙江山阴(今绍兴)人。性机超頴，卓诡不群。幼时在鄕塾读书，便喜摹习篆刻。参加过一次鄕试，没有考上功名，便从此弃去八股文，随父亲宦游广西平乐，帮助处理一些文书事务。余暇则研究声诗，考订摹印之学及画兰竹，习篆隷。后来得到一个机会，任职四川宝县主簿，颇着能声。然个性傲兀，因得罪了到各地巡查政绩的督邮，以微过被弹落职。于是萧然携琴书，遍游蜀中名山川，而诗益鸿放，书逾奇雄。后来入都门，访旧友，在任东阁大学士兼户部尙书的同鄕人梁国治门下爲宾客。自此寓京师三十年无所遇，以铁笔游公卿间。董洵与人交往颇热衷，酒酣耳热，常以丝竹寄其慷慨，每度一曲，梁尘俱飞。曾多次游历名流竟逐的扬州，爲罗两峰等人刻印甚伙，颇得艺林赞誉。着有《小池诗钞》、《董氏印式》、《多野斋印说》等。
董洵刻印，以师法秦汉印爲基调，用刀则多效浙派。然其取法甚宽，风格多样，面貌各异，容量很大。且各种面目的印作均能并臻精妙，甚或凌驾于前人之上，表现了他非凡的功力。
仿汉印风格的“江东外史之印”及仿周秦古玺的“王声”小印，均是董小池仿古印的杰作。当时董、巴、胡、王诸子刻印，追求置之古印中不可辨的膺古效果。在他们之前的印人，虽然也力追秦汉，但多数人只能见到木版行世的秦汉印谱，所仿汉印当然脱不了木刻味。由于董洵能亲见到大量的秦汉原印，因此他不仅精于品鑒，而且勤于摹习，手眼俱富。他自己收藏的古铜印，就不下二百方。虽然后来“皆以易米，致爲憾事”，但他终日摩挲，得益甚多，是不待言的。曾亲见董小池治印的学者钱泳有一则笔记说：“余观其奏刀，却无时习，辄以秦汉爲宗，然必依傍古人。如刻名印，必先将汉印谱翻阅数四，而后落墨。”(见《履园丛话》卷十二)当然董氏依傍古人并不是依样画葫芦的简单拼凑。他在《多野斋印说》中说过：“愚谓不拘体裁，俱宜神完气足，方能驾古人而远今人也。”这就是他成功的要诀。从“王声”和“江东外史之印”等印作看，也绝非优孟衣冠者可以相比的。
元朱文印“中年陶写”是董洵另一风格的代表作。全印以圆转取势，无一方折之笔，但仍能凛凛正正，无疲弱之感，也绝无妍媚之态。其妙处在于从章法上看，四字能相互映照，相迎相关，挪让穿揷犹如太极推手，在不即不离之间。且每个字的笔画均以圆形取势，内含刚劲，虽是曲线，却给人以直线的观感。尤其是“中”字中竪，力能扛鼎，又与边框相连，从而使其刚直之气通过边框笼罩全印。其“口”字取正圆形，撑足四边，中空留白，也是一个大章法。设若将之改爲扁圆，上中下分割成相等的空白，则不能突出中间一竪的力度，大大削弱其统领全局的作用，而且会使其他三字不能支撑映带。如此，则全印松散，不足观矣。从刀法上看，冲刀与切刀并用，略参浙派意趣，但敛锋藏迹，只是处处留得住而已。用这种刀法刻出的线条，光而不滑，毛而不滞，巧拙并生，端庄而不呆板，于流丽中寓坚挺，有一种铸印意趣，大大强化了此印章法的艺术效果，起到了刀法爲章法服务的作用。
董小池的圆朱文印，对后世影响很大。例如吴让之爲岑仲陶所刻的一些朱文印，对董小池就有明显的借鑒。
“隐书无复旧时楼”一印，係董洵七十二岁时所作，仿浙派印风而没有浙派后期印人的流弊，工稳浑厚，炉火纯靑，方圆兼济，刚柔款治，入于化境，置诸浙派印人作品中，也应算是上乘之作。
董洵的边款，用单刀刻小行书，锋稜毕现，峭拔奇遹，韵致极高。偶刻隷书款，亦用单刀出之，而温厚蕴藉，有汉碑遗韵，绝无俗态。
综观董洵的印作，可算刻一家像一家，而且每一种风格类型均达到了极高的造诣。他的作品是第一流的。但作爲一个印人来评价，他在印史上却不能算是第一流的篆刻家。主要的问题是缺乏个性，在某种程度上临摹代替了创作，最终没有形成自己鲜明的风格，这是十分遗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