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人类学研究 :
对《诗经》的人类学研究始于闻一多，其《高唐神女传说之分析》《说鱼》是这方面的奠基之作。《高唐神女传说之分析》主要针对宋玉《高唐》《神女》二赋，其中除了讨论《诗经》中有关鱼意象的诗歌外，还讨论了《蝃蝀》诗中的“朝隮”和“朝云”的关系，讨论了《閟宫》中“閟宫”即是高禖之宫，都和人类早期的生殖崇拜有关。
《说鱼》主要研究中国古代诗歌中有关鱼的意象，认为诗中的鱼带有隐语性质，并指出：“在中国语言中，尤其在民歌中，隐语的例子很多，以鱼来代替‘匹偶’或‘情侣’的隐语不过是其间之一。”不仅谈到了鱼，也讨论了打鱼、钓鱼、烹鱼、吃鱼、吃鱼的鸟兽等意象的隐语，其中讨论到的《诗经》作品有《汝坟》《敝笱》《新台》《九罭》《何彼秾矣》《竹竿》《匪风》《衡门》《候人》等。因为是和古代其他诗歌及民歌相结合讨论，论证相对周密严谨。闻一多由此认为“在原始人类的观念里，婚姻是人类的第一大事，而传种是婚姻的唯一目的”，“种族的繁殖既如此被重视，而鱼是繁殖力最强的一种生物，所以在古代，把一个人比作鱼，在某一意义上，差不多就等于恭维他是最好的人，而在青年男女间，若称其对方为鱼，那就等于说：‘你是我最理想的配偶。’”又进一步说：“以鱼为象征的观念，不限于中国人，现在的许多野蛮民族都有着同样的观念，而古代埃及、西部亚洲以及希腊等民族亦然。崇拜鱼神的风俗，在西部亚洲，尤其普遍，他们以为鱼和神的生殖能力有着密切的关系。”
1957年孙作云发表了《周先祖以熊为图腾考》，根据《诗经》中《大雅·生民》《小雅·斯干》以及周人生子信仰，结合《史记·周本纪》及其他资料，考证出：原始的周人以熊为图腾，与西北地区许多以野兽为图腾的氏族，原为一系，从而在神话传说方面探讨周人的部族系统。刘毓庆《〈大雅·生民〉新考》从神话角度进行研究，提出“姜嫄即月母即西王母”的观点。
1987年，赵沛霖出版《兴的源起》一书。在闻一多基础上比较系统地讨论了以《诗经》为主的作品中的一些文化意象，认为鸟类的兴象起源于鸟图腾崇拜，鱼类意象起源于生殖崇拜，树木兴象起源于社树崇拜，虚拟动物兴象起源于祥瑞崇拜等。并由此探讨了“兴”这种审美艺术形式的产生情况，认为：“从兴的起源过程可以知道，兴是多种意识形态（主要是宗教和艺术）相结合的产物，它的这种‘交叉性’和‘边缘性’充分说明它是混沌统一的原始文化的一个历史性的成果。这种情况有其特有的社会历史根源和时代背景，并且只有在人类社会的童年时期才有可能。”“在原始兴象后来的实际发展中，特别是在向一般的规范化的艺术形式的积淀和演化的过程中，它不但与审美观念之间发生了密切关系。而且像象征与审美观念之间的关系一样，它们之间也是互相影响和互相促进。这是因为如前所说，原始兴象所体现的习惯性联想在起源上是宗教的，非审美的；但它的特殊本质又确实属于观照，其中孕育着审美因素的萌芽。可以说，在人类认识的总的发展过程中，特别是在审美认识的发展过程中，它不失为孕育美的一种途径。”
叶舒宪《诗经的文化阐释》一书是《诗经》文化学的重要研究成果。作者在王国维提出的“二重证据法”（地下新材料和纸上材料相印证的研究方法）基础上，提出了“三重证据法”，在地下材料和纸上材料之外增加了人类学的研究维度，全面探讨以《诗经》为代表的早期诗歌。全书共九章，分别为：①“从法术到诗歌”，其中讨论诗歌圣与俗的二重起源。②“诗言祝——咒祝、祈祷与诗的发生”，指出《诗经》中有许多作品都和咒祝、祈祷相关，并且用《阿达婆吠陀》和《巧言》《何人斯》《巷伯》作比较，说明不同民族的诗歌在早期发生时有着某些共性。③“诗言寺——尹寺文化与中国诗的起源”，主要讨论了早期诗歌创作者的情况。④“瞽诵诗”，讨论了中国历史上的瞽史现象和诗史同源的问题。⑤“摹声、重言、婴儿语”，讨论诗歌中语言的声音问题。⑥“诗可以兴”，讨论了《诗经》中“兴”和古代神话思维的关系。⑦“颂的本相”，讨论了《诗经》中颂诗和早期人类的祭典仪式关系，并指出中国宗教和哲学的同源分化情况。⑧“风的世界”，从历史学、神话学等方面讨论了“风”的原始含义。⑨“斧与媒”，讨论斧斤意象在早期和婚媒之间的关系。叶氏的一些说法并不能得到传统方法研究者的认同，某些论述或者有牵强附合之处。但其视野之开阔，涉及知识之广泛，为《诗经》研究开辟了新的途径，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