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名物研究

    《诗经》名物研究 :

《论语·阳货》载孔子之言，说读《诗经》的一个重要作用是“多识鸟兽草木之名”。事实上，若对《诗经》记载的事物、制度毫无了解，很难真正理解其作品。古人很早就知道这个道理。

秦汉之际的《尔雅》就有《释草》《释木》《释山》《释水》《释天》《释地》《释宫》《释丘》等，杂取先秦解释《诗经》旧说的材料，解说《诗经》中的一些名物。汉人说《诗》，《毛传》《郑笺》影响最大。虽然以疏释文字为主，但其说《诗经》名物之精审为后世学者所倾服，朱熹《诗集传》用之居多。至三国时，有吴人陆玑作《毛诗草木鸟兽鱼虫疏》一万余言，涉及《诗经》中动植物154种，详细叙述事物名称、形态、性质、产地、用途等内容。其书已佚，今可见者存于唐代孔颖达《毛诗正义》中。

清代说诗家甚多，重考证。如陈启源《毛诗稽古篇》、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胡承珙《毛诗后笺》、陈奂《诗毛氏传疏》等，多承汉人，对于名物问题亦多有发现。另外，此时有一些专注于古籍中名物制度考释的学者，如程瑶田《九谷考》、黄以周《礼书通故》等，虽不以《诗经》为研究重点，但对《诗经》名物研究贡献实大。晚清俞樾《诗名物证古》则是《诗经》名物研究的专论。总的来说，清人的研究是在广泛搜集前代文献资料基础上进行排比梳理，发现前代学者的疏漏，提出自己的见解。

近代以来，地下文献和文物的大量发现为《诗经》名物研究提供了新的契机。王国维把传统训诂学方法和地下新材料的使用相结合，提出“二重证据法”的研究方法，发表了《说商颂》《周颂说》《周颂大武乐考》等一系列论文，讨论颂诗和古代武乐的关系，对后来《诗经》研究具有启发意义。于省吾《泽螺居诗经新证》运用出土材料研究《诗经》名物取得了很大成绩，其中《鲁颂·閟宫》“牺尊将将”一语的阐释还纠正了前人的错误。

1997年，陈戍国《诗经刍议》由岳麓书社出版，其中《说周代建旗赏马赐赠丝帛之制与〈诗·干旄〉》《说〈鄘风·载驰〉与〈小雅·车辖〉》《说〈宾之初筵〉与〈行苇〉》《说〈诗经〉之酒与饮酒礼》《说〈臣工〉〈噫嘻〉》等都旁采出土文献讨论了诗中的礼制问题。

当代《诗经》名物研究中用力最勤、成就最大的当属扬之水《诗经名物新证》一书。书中对《大雅·公刘》《小雅·大田》《豳风·七月》《大雅·緜》《小雅·斯干》《小雅·楚茨》《小雅·宾之初筵》《秦风·小戎》《郑风·清人》《小雅·出车》《大雅·韩奕》《小雅·鼓钟》《小雅·大东》《小雅·都人士》《鄘风·君子偕老》《秦风·终南》16篇诗歌分别作了论述，另外又有附录《驷马车中的诗思》《诗之旗》《诗之酒》3篇。用作者的话说：“收在书里的十九篇文字，在选题与编排上，原本暗示了一点儿分类的意思，如农业、建筑、祭祀、射礼、音乐、服饰、天文，以及车与车战、车与出征、车与田猎。但如此分类，不用说，很不‘诗意’，当然更无法概括诗意。这样一点儿暗示，只是想约略显示诗中所表现出来的社会生活图景，即史中飞扬的一面。”其没有对305篇作面面俱到的讲解，而是突出见解之“新”，细致描述具体名物，且有实物原图作佐证，立说确凿可信。正如孙机序中所言：“（作者）汇集了一大批崭新的发掘资料，这是由现代中国七十年田野考古的成果所提供，而且多数已经发掘者做过不同程度的甄别和考订。此书从容选取，用以说诗，使之互相印证，互为表里，不少盘根错节的问题遂涣然冰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