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苑谈往》 :
杨世骥著。中华书局1945年推出的“新中华丛书”之一种，1946年再版。收录著者发表在《新中华》和《说文月刊》上的文章40余篇，涉及近代诗词、戏曲、小说、翻译文学、政论文等领域，隐隐体现出著者关于中国近代文学的总体构想。此著通过大量新鲜、翔实的原始书刊文献史料，提出了诸多富有创见的文学史问题，做出了多方面的学术开拓。诸如：首次对以《新民丛报》《诗界潮音集》栏为代表的晚清“新诗”运动的创作实绩进行了较为系统的探研；最早指出了湖南新政实行期间樊锥的文章与梁启超政论文的渊源关系，以及英美传教士李提摩太、林乐之、李佳白在中国的办报与宣传活动开近代“时务的文章”之先河的问题；较早关注近代戏曲创作所走过的三四十年历程中的发展转变脉络与特征，首次从文学史视野对晚清以降传统的杂剧、传奇到话剧演进的“戏曲的更新”问题进行了系统深入的探研；率先指出了以周桂笙、徐念慈为代表的近代翻译文学（尤其是以白话直译小说）先驱的突出贡献及其文学史定位问题；明确提出了以王闿运的诗文弟子为代表的近代旧派诗文的评价标准及对其文学史价值重新定位的问题；发掘出在近代词学史上堪与况周颐、王国维鼎足而三的词学家刘毓盤等。
杨世骥对新旧两派不存偏见，持论较为公允。他充分肯定谭嗣同、夏曾佑的“新诗”的探索精神，高度评价“诗界革命”和新派诗在表现时代、思想启蒙和诗体语体解放等方面的进步意义，言其不愧为“时代的潮音”。对流派纷呈、蔚为大观的近代诗坛上的众多古典诗人，亦抱有了解之同情，主张论诗应涤除20年前胡适式的盲目肤浅见解，以为“摹仿”乃任何诗人必经的一段过程，而近代诗的特色就在于能分途地从多方面去接受古代遗产，各家皆有所长，自有其独赋的生命与血肉。
此著有着批评家敏锐的眼光、文学家灵动的笔墨、文学史家自觉的文学史意识，既有新材料和新观点，又文笔生动。为《文苑谈往》作序的潘伯鹰指出：文艺创作家、文学批评家、文学史家各有其努力则重的方面，杨世骥则是一位难得的三位一体的优秀的“文学者”，“他不但有史家的专精，并且有文学者的完整”（潘伯鹰《潘序》）。曹聚仁称《文苑谈往》“便是采铜于山，自己提炼出来的”“虽是单篇的文人小记，一鳞一爪，已见精审的功夫”（曹聚仁《文坛五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