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化 :
把服务于社会政治，宣扬伦理道德作为文学的目的，把对社会政治、伦理道德的影响作为评价文学是非得失的标准。中国历代都非常重视文学的教化作用，自觉地把教化作为文学价值的一种基本原则，并根据时代需要对教化作出进一步阐释，形成了古代文论的教化论。
关于诗歌的政治伦理教化功能思想在先秦儒家的言论中已有所体现，孔子提出的“思无邪”“兴观群怨”“事君、事父”和“乐而不淫，衰而不伤”观点，就是从政治伦理教化、道德品质修养角度来评价诗歌的社会功能的。儒家学派视文学为实用性工具的观念对中国古代文论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使得文学教化论成为贯穿中国古代文论史的一条主线。
两汉时期儒家思想成为国家的政治意识形态，汉儒对先秦儒家的教化理论进行了深度阐释，建立起较为系统的教化论理论框架，奠定了教化论在中国古代文论发展史上的主导地位。《毛诗序》首次把教化作为文论范畴来阐释文学的政治社会功能，如“《关雎》，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故用之乡人焉，用之邦国焉。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及“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毛诗序》确立的诗教原则，明确了文学教化论的内涵，成为后世文学创作和评论的普遍准则。
魏晋时期儒家的伦理道德观念受到质疑，魏晋文人摆脱了儒家经学的禁锢，追求个性的发展与自由，文学创作从重政治伦理教化，转向抒发个人的独特情感。在文学理论上表现为，缘情说、才性说、文气说取代“教化论”占据主导地位。但是，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既强调作家才情和个性的重要性，又言“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表明曹丕对文学功能的认识，仍然受到教化论的影响。
唐宋时期教化论得到进一步发展，重新成为文学思想的核心。唐代元稹、白居易的诗歌理论强化文学“刺”的作用，突出文学的政治批判功能；韩愈提出了“文以明道”的理论范畴，强调在文学作品中融入儒家正统思想，教化人的心灵，超越了两汉基于“美刺惩劝”的教化功用论。宋代理学家重视政治理想和伦理道德在文学中的体现，提出了“文以载道”（周敦颐）和 “作文害道”（程颐）的文道观，将文学教化论极端化。
明清时期中国古代文论呈现出文学教化论与审美中心论渗透融合的趋势，表现个性情感、独特性灵成为文学创作的审美追求，同时强调文学要经世致用，发挥文学“扶风教,正人心”的教化作用。近代梁启超等将文学当作唤起民众、干预现实的政治武器，是文学教化论在近代最重要的发展。
文学教化论强调文学是社会政治、生活的反映，要求文学发挥政治伦理教化作用，达到宣传伦理道德，感化人心、改良社会的目的。教化论对中国古代文论思想和文学创作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①由于教化论带有浓厚的功利主义色彩，遮蔽了对文学特质认识的片面性，突出文学的认识功能、教育功能，相对忽略了文学的审美功能、娱乐功能。在文学批评上，过于关注作品的思想内容是否有益于教化人心，服务于政治伦理，忽视了对个人情感的表达和艺术形式的创新。②教化论重视文学的政治道德作用，使中国古代文学呈现出与社会现实政治紧密联系的突出特征。高扬主体精神，以强烈社会责任感关注社会人生，艺术地展示社会现实，创作出道德境界与审美境界的高度统一文学作品，用文学影响社会、干预政治、优化人性，促进社会良性发展，成为作家的自觉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