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考信编》 :
徐朔方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徐朔方长期致力于我国古代早期长篇小说的成书史及成书方式的研究。集中此类单篇论文，皆从故事的流传与演变、小说版本、编者、刊印以及它们之间的复杂动态关系等入手，对多部长篇小说的成书史进行了细致、扎实的考述。其结论是：“所谓明代小说四大奇书……并不出于任何个人作家的天才笔下，它们都是在世代说书艺人的流传过程中逐渐成熟而写定的。”徐朔方“把这种型式的非个人创作称之为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显然，徐朔方不满于偏颇已久的“天才作家说”，强调“至少有一半应该归功于世代相传的书会才人和民间艺人的集体智慧”。
《小说考信编》封面
在版本比对中，徐朔方辨析道，刊刻年代的早晚并不一定表明全书各段越早越接近原本；而版本间的“所谓发展，既有精心的有意修改，也可以是无意中的逐渐失真和走样”。为观察成书状况，徐朔方还专对小说中的“赞词”“韵语”等进行了跨文本比较，提出了“熟套说”。
徐朔方对《金瓶梅》亦力持“集体创作说”，提出的诸多质证，值得持“文人独创说”者认真面对。针对“作者屠隆说”以及地理背景“苏北说”，徐朔方对同行考证中存在的误读与曲解予以了驳难。此外，他对《金瓶梅》研究的国际化也做出了巨大贡献。
徐朔方认为，研究累积型小说的思想与艺术时，“必须考虑到民间艺人世代流传而形成的这一基本事实，否则难免隔靴搔痒，不着边际”。基于此，他点中张竹坡“求之过深、牵强附会”的要害；其《评〈全真教与小说西游记〉》则实为解读累积型小说主题的范本。
徐朔方对古典小说艺术理解独到，他将《金瓶梅》的人物塑造方法分为两种，一种是“静物写生”式的展示；另一种则是“人物独立地在生活，在表现”，作家“不再画蛇添足地附加任何说明”。他曾这样概括：“《红楼梦》着墨不多而恰到好处，作者善于精工刻镂的铺叙，而尤其善于在笔墨疏朗处以至空白处传神，有余不尽，意在言外。《金瓶梅》则浓盐赤酱，淋漓酣透，极尽形容刻划之能事，不给人留下想象的余地。” 可谓言约义丰。此外，徐朔方的文言小说研究亦有硕果，如瞿佑《剪灯新话》的域外传播以及《瞿佑年谱》《宋懋澄年谱》等。
总体而言，“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说是对我国古代长篇小说成书历史的深入总结，此说言之有据，影响深远。徐朔方的某些观点虽受到时代的局限，但他将考据与研究紧密结合，对学界的研究路数影响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