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 :
湖南湘乡人。道光十四年（1834）举人，十八年中进士。二十三年，以翰林院检讨典试四川。转侍读，累迁内阁学士、礼部侍郎，署兵部。在京师时，治义理之学，兼为词章、考据。咸丰初，奉命在湘乡办团练，后扩编为湘军，在鄂、赣、皖镇压太平军。同治元年（1862），擢两江总督，节制浙、苏、皖、赣军务。同治四年，督办冀、鲁、豫军务，镇压捻军，并与李鸿章在上海创江南制造总局，兴办军事工业。同治七年调直隶总督。同治十一年卒，谥文正。
曾国藩画像
曾国藩工诗与古文。其诗宗苏轼、黄庭坚，雄峻排奡；其文宗法桐城而能扩大，变雅洁为雄肆。曾国藩论文，鼓吹桐城声气，素有“中兴桐城”之誉。早年深入研究桐城派首领的作品和理论，并接受其影响，尤其对姚鼐更是崇敬。自称“国藩之粗解文章，由姚先生启之”（《圣哲画像记》），与姚鼐有着密切的思想、学术和文学的传承关系。曾国藩并不是简单地重复姚鼐的“义理、考据、词章”三者合一的主张。面对新的情势，他给“义理”融入了新的内容。他对自己老师唐鉴的“经济之学即在义理内”这句话很欣赏，故以“德行而兼政事”来解释“义理”（《圣哲画像记》），从而使“义理”之说避免空疏，增添了经世致用的内涵。他更突出“经济”，强调“器识”与“胸襟”，摆脱空疏。同时，他富有卓识地阐明文与道之间的联系与区别。在《致刘孟容》中，论述“文”与“道”相互依存的关系，否定简单的“崇道贬文之说”。在此前提下，曾国藩进一步指出“道”与“文”之间存在着矛盾。在《与刘霞仙书》中指出，自孔、孟以后，道与文“兼至交尽”的著作和文章屈指可数，大量的作品则是“道与文竟不能不离而为二”。他说：撰述若以“发明义理”为目的，当取法宋明理学家的语录、札记；若“欲学为文”即从事古文创作，“则当扫荡一副旧习，赤地立新，将前此所业，荡然若丧其所有，乃始别有一番文境”。作家只有从理学的箍环中解脱出来，方可写出美篇佳制。桐城派之祖方苞是曾国藩尊敬的作者，但是他并不认为方氏的古文已入“古人之阃奥”。其所以未能臻于完美而有“无可怡悦”的遗憾，正在于方苞欲对理学和古文“两下兼顾”。这已突破了文道合一的传统看法，提出了文道“离而为二”的新见，肯定在理学之外“别有一番文境”，给予古文以独立的地位，并且标出“怡悦”两字作为古文的重要特性，认为文章要以气为主，同时也须在音节、文字上下功夫。作家应将“理”“事”“情”与“文”统一于“真”，而以“雄直之气”运之，以求文章气势飞腾，音节和谐，辞藻瑰玮。曾国藩认识到古文的审美特征，突出了古文的艺术个性。这些都与近代桐城派的理论在修正、充实中求发展的大势相吻合，也给近代桐城派散文创作带来了新的生机，促进了桐城派散文创作的发展，使古代文学批评史上相关命题的义蕴得到了新的充实。
曾国藩著述繁多，编有《经史百家杂钞》等，后人辑为《曾文正公全集》。又有影印《曾文正公手书日记》行世。
曾国藩《经史百家杂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