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若虚 :
真定槀城（今属河北）人。早年尽力于学，以其舅周昂和古文家刘中为师。章宗承安二年（1197）擢经义进士，官鄜州录事，历管城、门山县令，皆有善政。大安元年（1209），入为国史院编修官，次年迁应奉翰林文字，又奉使西夏，还授同知泗州军州事，留为著作佐郎。兴定四年（1220），知贡举。哀宗正大间在史院主持史事，修《宣宗实录》；书成，迁平凉府判官；不久召为左司谏，后转延州刺史，入为翰林直学士。金亡北归，隐居乡里以终。他颇有政治才能，然多年投闲置散，没有施展政治抱负的机会。为人滑稽多智，博学多才，长于议论，而能雅重自持，谋事详审。
王若虚是金代著名学者，精于经学、史学、文学，独步一时。元初文学家李冶在《〈滹南遗老集〉序》中指出：“今百余年，鸿生硕儒，前后踵相接。考其撰著，訇磕彪炳，今文古文，无代无之，唯于议论之学，殆为阙如”，惟“滹南先生学博而要，才大而雅，识明而远。所谓‘虽无文王犹兴’者也”。从这里可以看出他在学术上的独特地位。其经学、史学和文学批评方面的成就，主要反映在所著《滹南遗老集》中。此书共45卷，包括《五经辨惑》2卷，《论语辨惑》5卷，《孟子辨惑》1卷，《史记辨惑》11卷，《诸史辨惑》2卷，《新唐书辨惑》3卷，《君事实辨》2卷，《臣事实辨》3卷，《议论辨惑》1卷，《著述辨惑》1卷，《杂辨》1卷，《谬误杂辨》1卷，《文辨》4卷，《诗话》3卷，杂文及诗5卷。其学术论著部分，辩难驳疑，不落窠臼，对汉、宋儒者解经之附会迂谬以及史书、古文句法修辞之疏误纰漏，多有批评订正，“其间多持平之论，颇足破宋人之拘挛”。其《文辨》《诗话》专门论文论诗，《文辨》类似文话，“宗苏轼而于韩愈间有指摘”；《诗话》实为诗辨，“尊杜甫而于黄庭坚多所訾议”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六十六《滹南遗老集提要》），虽未形成完备的体系，却从始至终，指摘辩驳，观点鲜明，有不少独到的见解。
《滹南诗话》（清抄本）
王若虚的文学理论，主要是针对当时的诗风文风所发。在金代文坛上，有些作者竞靡夸多、追奇逐险，王若虚以理论家的器识和胆略，与之进行了卓有成效的论争。在文学和生活关系的看法上，王若虚主张写“真”去“伪”，反映客观现实，以为“哀乐之真，发乎情性”是“诗之正理”（《诗话》上），“文章惟求真是而已” （《文辨》一）。有鉴于此，对主张“无一字无来处”和以“经史雅言，晋宋清淡”作为诗文素材的黄庭坚，他也进行了激烈的批评，指出其“夺胎换骨，点铁成金”的作诗方法不过是“剽窃之黠者”（《诗话》下），予以坚决否定。其实黄庭坚的“夺胎换骨，点铁成金”，是在面对前代丰富诗歌遗产之时作出的可贵探索，是一种旨在创新的举措。王若虚此论是针对金代部分作家崇尚黄庭坚及江西诗派而作出的激烈言论，并不是完全否定黄庭坚诗歌。与此相应，王若虚对主张“情发于中，文形于外”的白居易的诗作，备加推崇，认为白诗“情致曲尽，入人肝脾，随物赋形，所在充满，殆与元气相侔” （《诗话》上）。在内容和形式的关系上，王若虚同意周昂的主张：“文章以意为之主，字语为之役” （《诗话》上），“凡文章巧于外而拙于内者，可以惊四筵而不可适独坐，可以取口称而不可得首肯” （《文辨》四），把思想内容放在突出的地位；强调“辞达理顺”（《诗话》下）、“浑然天成”（《诗话》中），对于“不求是而求奇”（《诗话》中）、“不求当而求新”（《诗话》下）的倾向提出了中肯的批评，主张“凡文章须是典实过于浮华，平易多于奇险，始为知本末” （《文辨》四）。
王若虚的文学批评，总体上切乎人情，言之成理，但也存在一些不足。一是偏于传统，对文学的创新性重视不够；二是有时毛举细故，流于琐碎；三是有时过于挑剔和偏激，比如他说“司马迁之法最疏，开卷令人不乐”，“迁虽气质近古，以绳准律之，殆百孔千疮” （《文辨》一），就失之偏颇。
王若虚的诗文创作亦较为可观，可惜其诗文集《慵夫集》已佚。从现存诗文来看，其文不事雕琢，唯求理当；其诗一方面以白居易为法，崇尚自然，能曲尽情致，另一方面以辩论为特色，与其学术批评保持一致。
所著《滹南遗老集》45卷，续1卷，有《四部丛刊》本、《丛书集成初编》本、辽海出版社2006年胡传志、李定乾校注本。《滹南诗话》3卷，有《历代诗话续编》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霍松林等校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