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小史》 :
60回。作者李伯元。原载光绪二十九年（1903）五月至三十一年七月《绣像小说》，署南亭亭长新著，自在山民加评。次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单行本，此后除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近代小说大系》本外，其他单行本均未收入自在山民的评论。
作为晚清庚子事变后第一部以“文明”作为题目的小说，对于清末“新政”时期的维新改革做了全景式的描绘。小说在结构上延续了《儒林外史》以来的连珠式情节结构模式，全书没有固定主人公，人物不断转换，随着新出场主人公，叙事从新起始；有时，则前叙故事中提及的非主要人物成为后续故事主人公再次出场并主导新一轮的故事情节。
小说从湖南永顺洋人矿师勘探矿脉，知府因接待洋人而暂停武童生科举考试而引发武童生聚众追打洋矿师，围攻知府衙门的恶性事件发端，引出后续众多情节。上自总督巡抚、外国教士、洋务顾问、道台县令，下至幕僚书办、买办书贾、秀才学生、流氓妓女，各色人等作为主人公轮番上场，故事场景随主人公们的足迹，从中国内地到上海洋场，更延展到日本、北美。小说对于20世纪最初五六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辛丑条约》签订后，清政府宣称“维新”时期在全国各地举办的“新政”事业的台前幕后种种表演，社会各阶层面临这一巨大的社会变革的最初反应，做了穷形尽相的刻画。通过各层官僚的假维新和惧洋媚外的奴才心理，洋人的挟势欺压，社会上各种借“维新”投机骗财现象，暴露了所谓“新政”“立宪”的腐败和虚伪性。小说广泛涉及晚清在教育、法制、经济、实业、外交等多个方面的社会变革，这些变革由于主客观条件的种种限制而遭到了严重的扭曲和变形。
“文明”作为小说的中心意象，大体是指晚清新政过程中输入的西方生产方式、社会制度、价值观念、风俗习惯等。但小说叙述者对于当时“文明”进程的叙述语气是双重的。一方面，它肯定社会“文明”化过程的合理性、必要性乃至必然性；另一方面，则又明显透露出对于徒袭皮毛、招摇撞骗的维新现状的不安和忧虑。这种隐含的暧昧态度使小说的整体叙事产生了一定的张力。
与叙事者的双重语气相呼应，小说叙事者对于外国势力压迫中国政府这一现象所持的立场也呈现暧昧姿态。小说两次写到外国教士干预中国官吏执法。从法理上说，这是外来势力仰仗清廷积弱媚外而粗暴干预中国司法和内政，属于赤裸裸的侵略压迫行为。而从情理上说，第一次教士解救的是被昏庸官员诬指聚众谋反的一群无辜秀才，教士是路见不平仗义相助，完全是正义的；第二次另一个教士解救的是行刺巡抚未遂的革命青年，如果站在反清革命立场，这次解救也是正义的。教士所代表的是人类价值中相对“文明”的那一端，而这一西方“文明”干预本土“野蛮”的过程，恰恰是凭借国际不平等关系强行施加外交压力达成的。中国最初引进西方“文明”的进程所特有的自相矛盾和二律背反，得到了文学性的展现。
小说的人物描写，同当时其他谴责小说相似，绝大多数是被漫画化了的负面形象，不是冥顽不灵的守旧派，旧学既欠佳、新学又懵懂的半吊子，就是打着维新旗号浑水摸鱼的骗子。当时维新派的两位旗手康有为、梁启超遭到揶揄和讽刺，湖广总督（影射张之洞）则是极少数被正面描写的主要人物。
小说过多地暴露维新运动的消极阴暗面，不免有过火偏颇之弊。作者主张改良社会须用“水磨工夫”（第1回），对于激进的维新党或革命党，均深致不满，是其局限。
《文明小史》准确地传达了一个动荡时代的脉搏，善于驾驭千头万绪、棼如乱丝的社会矛盾冲突；虽无贯串的主人公，采用流动的人物故事联缀，但都被织入文明与野蛮两大光柱交叉的网；所写地域广阔，从朴野山乡到灯红酒绿的都市，间及异域风光，由此构成浩瀚流走的艺术风格。书中虽有不少懈笔、败笔，但不失为晚清小说中的上乘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