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之六义 :
语出《周礼·春官·宗伯》：“大师掌六律、六同以合阴阳之声。……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毛诗序》将六诗说发展为六义说，其云：“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唐代孔颖达《毛诗正义》对此解释为：“风、雅、颂者，《诗》篇之异体：赋、比、兴者，《诗》文之异辞耳。大小不同，而得并为六义者，赋、比、兴是《诗》之所用，风、雅、颂是《诗》之成形。用彼三事，成此三事，是故同称为义。”即风、雅、颂是《诗经》的不同体制类型，赋、比、兴是《诗经》的不同表现方法。这种解说被长期沿用下来。
《毛诗序》对风、雅、颂的解释是：“是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即风是以个人之事表现所在诸侯国的社会风尚，雅表现的是周王朝王政兴衰，颂即歌颂统治者的盛德以告之神明。
对赋、比、兴的解释历代多有不同。汉代代表人物是郑众和郑玄。郑众云：“比者，比方于物……兴者，托事于物。”（《毛诗正义》引）即他认为比是修辞中以此物比彼物的比喻手法，兴是“托诸草木以见意”，即将情志寄托于外物的一种手法。此说抓住了比兴这一艺术思维和表现手法的特点。郑玄则认为：“赋之言铺，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比，见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类以言之。兴，见今之美，嫌于媚谀，取善事以喻劝之。”（《毛诗正义》引）明确赋予赋、比、兴以政教、美刺的功能和内涵，把一定的艺术手法与特定的创作意图等同起来。
魏晋南北朝时期代表人物是挚虞、刘勰和钟嵘。挚虞更多地继承了郑众的观点，而刘勰在继承郑众见解的同时，又受到《毛传》和《郑笺》美刺讽谏说的影响，从表现手法层面提出了“比显而兴隐”的观点。钟嵘在《诗品序》中进一步丰富了对赋、比、兴的论述。他说：“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又要求：“宏斯三义，酌而用之……若专用比兴，患在意深，意深则词踬。若但用赋体，患在意浮，意浮则文散，嬉成流移，文无止泊，有芜漫之累矣。”钟嵘指出赋、比、兴各有所长，不能割裂开来，要兼采三者之长，真正的好诗既不能一味比兴以致晦涩难解，也不能单用赋法，以免散漫芜累。钟嵘仍然是将比、兴联系在一起解释，认为比、兴手法的共同表达效果是意深，即“文已尽而意有余”和意深的文体特征都是由比、兴手法的譬喻、寄托形成的。
唐代把比兴称为兴寄，其论比兴大都是从美刺讽喻着眼的。如陈子昂批评齐梁诗风“彩丽竞繁，而兴寄都绝”（《修竹篇序》），元稹批评唐初“沈、宋之不存寄兴”（《叙诗寄乐天书》），殷璠也批评齐梁诗风“于是攻异端，妄穿凿，理则不足，言常有余，都无比兴，但贵轻艳”（《河岳英灵集》序）。他们标举兴寄、比兴，强调诗歌要有社会内容，发挥社会作用，促进了唐诗的健康发展。
宋代学者对赋、比、兴的研究中，李仲蒙和朱熹的解释对后世影响很大。李仲蒙认为：“叙物以言情谓之赋，情物尽者也；索物以托情谓之比，情附物者也；触物以起情谓之兴，物动情者也。”（胡寅《斐然集·与李叔易书》引）这种解释着眼于诗歌艺术中形象和情感互相引发、互相结合的不同方式。“叙物以言情”，指出赋是一种即物即心的直接抒写；“索物以托情”，指出比是一种心在物先的有意喻托；“触物以起情”指出兴是一种物在心先的自然感发。这种解释跳出了汉代以来美刺讽喻的框架，最为切近赋、比、兴本义。朱熹在《诗集传》中说，“赋者，铺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者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者也”。又在《诗纲领》中说：“诗之兴，全无巴鼻。”其中对“兴”的理解摆脱了汉儒所附会的政教意义，突出兴作为一种朴素的诗歌创作手法的意义和特征。
概而言之，汉代以后直至清代的赋、比、兴之义的流变基本上按照两种路径进行：一种是以郑众的观点为代表，认为赋、比、兴是诗歌的3种不同的表现手法，是表明诗歌创作中情感与对象间不同的感发方式；另一种是以郑玄的观点为代表，认为赋、比、兴是表达政治伦理寓意的一种手段。两种观点都源远流长，但前一种更符合诗歌艺术的创作规律，越来越得到当代学者的认同，后一种观点虽然强调了诗歌的干预社会的功能，但往往视诗歌为政治的附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