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派 :
1933～1934年，中国文坛发生了“京派”“海派”之争，沈从文在《文学者的态度》《论“海派”》《关于海派》《论穆时英》《新文人与新文学》等一系列文章中，批评一些上海文人“名士才情”“商业竞卖”，并把“旧礼拜六派”和“感情主义的左倾”的文人都归为“妨碍新文学健康发展”的“海派”。与此同时，沈从文又标榜北京作家的“诚实与质朴”，主张要破除海派的歪风，张扬文坛的正气。沪上作家苏汶撰《文人在上海》，与沈从文展开论争。后来鲁迅写了《“京派”与“海派”》一文，指出，“文人之在京者近官，没海者近商，近官者在使官得名，近商者在使商获利……‘京派’是官的帮闲，‘海派’则是商的帮忙而已”。这是文坛上最早明确将“京派”与“海派”并举的文章，随后，姚雪垠、祝秀侠、胡风等人亦撰文论及“京派”。
1980年后，“京派”从一个宽泛的、没有确指的文人群体逐渐落实为一种实存的文学流派。即新文学中心南移到上海后，于1930年活跃于北平、天津，并以《骆驼草》《大公报·文艺副刊》《水星》《文学杂志》《文学月刊》等刊物为阵地的自由主义作家群。他们在周作人、沈从文的影响之下，与北方左联同时并存，虽未正式结成文学社团，却在全国文学界具有一定的文学号召力。
主要成员有三部分人：①20年代末期语丝社分化后留下来的偏重讲性灵、讲趣味的作家，如周作人、废名、俞平伯等；②新月社留下的或与《新月》月刊关系较密切的一部分作家，如梁实秋、凌淑华、沈从文、孙大雨、梁宗岱；③30年代的清华、北大等校的师生，包括当时开始崭露头角的一些年轻作家，如朱光潜、李健吾、何其芳、李广田、卞之琳、萧乾、李长之等。40年代出现的汪曾祺，则被认为是横跨现当代的京派传人。
这些成员的写作路线和风格不尽相同，但在创作精神、心态和审美追求上有相对一致性。他们反感左翼文学、现代派文学及流行的商业化文学，力图与其拉开距离；淡化政治意识，强调文学的独立价值和审美性，反对文学的政治功利性、党派性和商品性，写作心态一般都较雍容、恬静和扎实。
具体而言，他们的题材多取自乡土中国和平民现实，往往疏远时代政治大潮，以文化审视取代政治观照；叙事上往往崇尚一种从容节制的态度，追求和谐、圆融、精美的审美意境；在散文、诗歌、小说、理论等方面都有不小的建树。
京派在散文和诗歌方面的代表是周作人、俞平伯、李广田、何其芳、卞之琳；理论方面的代表是梁实秋、朱光潜、李长之、李健吾；小说方面的代表则是废名、沈从文、林徽因、萧乾，尤以沈从文成就为高，影响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