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境 :
《诗式》有两处论及取境，一处为《取境》中：“诗不假修饰，任其丑朴。但风韵正，天真全，即名上等。……取境之时，须至难、至险，始见奇句。成篇之后，观其气貌，有似等闲，不思而得，此高手也。”这里的境是诗人创作时，形象思维活动的内容与对象，是诗人对现实生活审美反映的产物。取境指对自然景物、社会人生进行审美活动，并通过自己的艺术思维进行美的创造的过程。
境的创造是艰苦的过程，取境之时必须精思。《全唐文》卷九百一十七载《诗式总序》说：“精思一搜，万象不能藏其巧。”惟有精思，才能洞察对象的底蕴，然后形诸文字，“始见奇句”，“观其气貌，有似等闲”，似“不思而得”。这就是“至丽而自然，至苦而无迹”。
另一处为《辨体有一十九字》中：“夫诗人之思，初发取境偏高，则一首举体便高；取境偏逸，则一首举体便逸。……偏高、偏逸之例，直于诗体、篇目、风貌不妨。”强调取境决定诗品的格调，诗人的艺术体验和对美的创造经验，决定诗的风格特征。
皎然列举19个字概括19种风格特征：“高、逸、贞、忠、节、志、气、情、思、德、诫、闲、达、悲、怨、意、力、静、远。”认为取境不同，作品风貌也会不同，将不同的风貌以一字概括说明，“其一十九字，括文章德体，风味尽矣”。
皎然论诗十分注意境与情的关系，指出“缘境不尽曰情”，认为诗情缘境而发。皎然之后，刘禹锡提出“境生于象外”(《董氏武陵∙集记》)，司空图主张“思与境偕”(《与王驾评诗书》)。宋梅圣喻、严羽，清王夫之、王士祯以及近代王国维等人对意境创造及美学特征均不断有所阐发，使境成为中国美学中最具特色的重要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