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文学 :
中国革命文学思潮的产生和发展，受到苏联和日本革命文学理论与创作的影响。苏联的“拉普”及其前身“岗位派”以及日本的福本和夫、藏原惟人等人的理论都深深影响了创造社、太阳社的革命文学主张，而中国革命文学论争的曲折性和复杂性也与“苏联‘拉普’的影响与福本主义强调理论斗争、净化意识、分离结合这些主张奇异地结合在一起”大有关联。（艾晓明：《中国左翼文学思潮探源》，湖南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第40页）除此之外，1926年的国民大革命使“革命”愈加深入人心，也使更多的作家有了切身的“革命”体验。现实的革命运动促使作家思考文学与革命的关系，表现革命的创作层出不穷。大革命失败后，革命文学成为作家确证革命信仰、重谋解放出路、审视民族命运的一种途径。
五卅运动的爆发促使知识分子对文学社会功用的呼声尤为强烈，随后国民大革命的浪潮引发了革命文学的热潮。在《民国日报》《中央日报》的副刊及其他报刊上，革命文学、革命文艺的倡导不绝如缕，革命文学的创作也颇受欢迎。此时革命文学的无产阶级性质也得到了较为深入的讨论。
1928年革命文学真正成为引领时代风尚的文学思潮。同年，创造社的李初梨、冯乃超、彭康、朱镜我等人创办了《文化批判》等刊物，大力提倡革命文学，并对以鲁迅为代表的既有文学展开攻击。此外，太阳社以《太阳月刊》为中心，以蒋光慈、钱杏邨等人为主要力量，也对鲁迅展开批判，竭力宣扬革命文学。鲁迅写了《“醉眼”中的朦胧》予以回应，革命文学的论争由此全面展开。
革命文学论有几个明显的特征：①阶级性。革命文学具有无产阶级属性。李初梨说：“革命文学，不是谁的主张，更不是谁的独断，由内在的历史发展——连络，它应当而且必然地是无产阶级文学。”（李初梨：《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②工具性。革命文学应该成为革命“宣传煽动”的工具，扮演社会动员的角色。③创作手法提倡“新写实主义”。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去捕捉现实，从纷繁复杂的现实中发现运动发展变化的规律，将其表现在文学作品中，追求文学客观真实性。
革命文学在创作上有公式化、概念化、脸谱化的倾向，主要表现为叙事上的“革命+恋爱”模式。蒋光慈在其《少年漂泊者》《冲出云围的月亮》等小说中将这一模式的魅力展现得淋漓尽致。丁玲的《韦护》《1930年春上海（之一、之二）》等小说受了蒋光慈的影响。茅盾指出了“革命+恋爱”模式的3种表现形式：“为了革命而牺牲恋爱”“革命决定了恋爱”和“革命产生了恋爱”。（茅盾：《“革命”与“恋爱”的公式》）。此外，革命文学还揭露了社会现实的黑暗和残酷，展现底层民众被压迫被奴役的生活，揭示他们走向反抗的精神历程。
革命文学并非中国独有，而是世界革命浪潮催生出的一种文化现象。革命文学突出文学政治性、社会性的一维，使文学成为揭破现实黑暗、改造社会的利器，这是文学他律性的表现。但革命文学对文学却常常忽视文学的本体性，使文学成为革命的“留声机”或“传声筒”，从而消解了革命文学的文学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