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松龄 :
山东淄川（今山东淄博）人。生于一个累代书香却已衰落的清贫之家。父亲蒲槃原是读书人，迫于生计而弃儒从商。蒲松龄自幼聪明勤奋，得到学识渊博的父亲亲自教育。19岁应童子试，连续以县、府、道三个第一考取秀才，受到山东学政、诗人施闰章的赏识。次年，蒲松龄与同时进学的好友李尧臣、张笃庆结成郢中社，酬唱切磋，“相期矫首跃云津”，对获得功名充满自信。但在下一年的乡试中，三人均名落孙山，紧接着的两科，同样都铩羽而归。其后蒲松龄在科场上屡战屡败，直至60多岁最后一次赴乡试，仍然不能博得一第。72岁时援例得到一个岁贡生的头衔，但这对蒲松龄已无实际意义。他自叹“落拓名场五十秋，不成一事雪盈头”，终身不能入仕成为他的最大遗恨。
蒲松龄故居
蒲松龄不懈地追求功名，目的是要改变寒士穷困潦倒的境地。蒲松龄父亲经商后家业曾有过颇为殷富的时期，但到中年遭逢明清易代之乱，又身负养育四子一女的重担，家道逐渐破败下来。蒲松龄25岁时，父亲不得不让三代同堂的大家庭分开过日，蒲松龄得到的家产是薄田数亩和农场老屋3间。在歉岁荒年里，生活尤为艰难，蒲松龄只好在本县坐馆授徒以维持家计。康熙九年（1670），蒲松龄31岁，应邀前往江苏扬州宝应县替知县、同乡好友孙蕙当幕宾。这是他一生中离家最远的出游，尽管为时仅一年便辞幕回乡，但也开阔了眼界，看到了南方的自然山水和风俗民情，接触到不同阶层的人物，了解他们的生活和思想性情，这对蒲松龄已在进行的志怪小说创作很有助益。蒲松龄南游归来后，仍然在本县授徒，同时也苦读备考。其间他与高珩和唐梦赉两位居乡的缙绅交游，受到他们的赏识。康熙十八年，他创作的《聊斋志异》初步结集，请高珩为之作序。同年，蒲松龄到本邑离家较远的西铺村毕家坐馆，开始了执教于一家长达30年的塾师生涯。
毕家是淄川名门大族，馆东毕际有的上辈多有达官显宦，父亲毕自严为明末户部尚书，毕际有在清初曾任南通州知州，此时罢官归乡，虽家势已减而尚称富裕，延聘蒲松龄主要为教几个孙子读书，同时也请他代作各种应酬文字以及结交当地官吏、缙绅名流。毕家交付的事务蒲松龄胜任裕如，而馆东的敬重和信赖又使他产生知己之感，才学也多少得到用武之地。毕家父子与蒲松龄相处融洽，对他写作怪奇故事予以称赏和支持，毕家丰富的藏书和优雅环境为他读书写作提供了有利条件。在坐馆之余蒲松龄也在准备乡试，遗憾的是几次进场都以落败告终，其中接连两科仅因为答卷越幅和违式而被黜，更是令他痛心疾首。在毕家，蒲松龄还得以认识诗坛盟主王士禛，之后时有书信往来。王士禛专门写信借阅《聊斋志异》，并为之题诗和批点，“一字褒疑华衮赐”，呕心沥血的谈狐说鬼之书得到了正宗文豪的肯定，蒲松龄异常感激。到毕家的第14年，毕际有去世，其子毕盛钜恳切挽留蒲松龄继续教馆，已和毕家结下深厚情谊的蒲松龄于是留了下来，这一留就是16年，直到70岁才辞馆回家。此时蒲松龄的家境已有改善，“七十始不趁食于四方”，他终于可以和子孙团聚一堂，安度晚年了。康熙五十四年正月蒲松龄在家中逝世。
蒲松龄生前用过的桌椅笔砚
蒲松龄一生科场不利，无缘仕途，生活困顿，切身感受着现实社会的压迫和由此带来的苦痛，看到了官僚政治和科举制度等各方面的黑暗丑恶。往来于乡民与官绅之间的阅历也使他能广泛深入地了解社会，体察世情，这些对他的思想和创作都产生了重要影响。蒲松龄从小喜欢民间文学，爱好搜集记述奇闻异事，后来更以撰写志怪小说作为精神寄托的主要方式。《聊斋志异》是一部现实化、人情化的志怪小说集，作者要借狐鬼世界来反映、影射人间生活，揭露和抨击黑暗的社会现实，发泄自己的悲愤，表达自己和人民的愿望。《聊斋志异》大约在他青年时期已开始写作，中年时结集成书，此后又不断增补修改，到晚年才定稿，前后长达40年之久，倾注了他大半生的心血。《聊斋志异》总数近500篇，先以抄本流传，至乾隆三十一年（1766）第一个刻本青柯亭本问世后，陆续有多种刻本出现，在社会上传播广远，各阶层的人们争相阅读，影响巨大，而且激发起文人们对志怪小说的创作热情，带来乾嘉时期志怪小说创作的繁荣。
蒲松龄《拟表》手稿（山东淄博蒲松龄故居藏）
蒲松龄在应试授馆之余笔耕不辍，除《聊斋志异》外，尚有文、诗、词、赋、俚曲杂著等，基本上收进了路大荒整理的《蒲松龄集》，其中《聊斋文集》收各体文539篇，《聊斋诗集》收各体诗1039首，《聊斋词集》收词118首，《戏三出》收戏曲3出，《聊斋俚曲集》收通俗俚曲15种，杂著7种。这些丰富的著述可以帮助人们了解蒲松龄的人生历程、思想心态、学识才华、处世经验，以及艺术趣味等，为认识其代表作《聊斋志异》提供了宝贵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