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文学” :
出现于中国沦陷区的一些城市，在日伪势力的扶持下发展壮大并随日本帝国主义的败退而衰亡。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大半国土沦陷，日本侵略者利用王克敏、汪精卫等，策划成立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及“华北政务委员会”等伪组织来进一步控制中国。1938年底，汪精卫集团发动“和平运动”（即“和平救国运动”），企图向日本侵略者求和，从而停止战争，建立伪政权。为了配合“和平运动”的开展，进一步宣扬“和平”理论，汪精卫集团在1939年底抛出“和平文学”的主张。这一主张初见于香港的《南华日报》，又在1940年2月上海《中华日报·文艺副刊》接连发表的《建设“和平文艺”》《“和平文艺”的写作》等文中进一步得到发挥。“和平文学”在掩饰中日战争爆发的根本原因和抹杀中华民族抗日战争的正义性前提下，认为文学应当反映战争给人们带来的深重灾难，反映人们对于和平的渴望。它的实质是在“要把大众从水深火热的惨酷的战争里拯救出来”（林蓬《建立“和平文艺”》）的幌子下宣扬“抗战必败”思想，鼓吹向日本投降以换来“和平”局面。随着汪精卫集团势力的扩展，“和平文学”在各沦陷区得到迅速发展。到1943年中期，“和平文学”转而以“大东亚文学”的面貌出现，成为沦陷区汉奸文学的新标志。
为配合汪伪政府的投降行为而宣扬“和平文学”的主要作家有穆时英、傅彦长、张资平、刘呐鸥、丁丁等，他们利用文学来迷惑大众，诱使人们放弃现实斗争，为“建设东亚新秩序”摇旗呐喊，使作品带有鲜明的政治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