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分析学派文学批评

    精神分析学派文学批评 : 这是应用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理论于文学作品分析的现代批评流派。精神分析学派的创始人是弗洛伊德,他着力于研究动力学式的心理学,所谓精神分析,就是通过分析心理现象来揭示隐匿在内心深处的精神原因。他认为,这些原因大多深藏在潜意识领域,而且大多与性欲有关,这两点正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理论的基本前提。弗洛伊德认为决定精神过程的有3个因素,即“本我”“自我”和“超我”。“本我”总是处于潜意识领域,“自我”和“超我”则可以进入意识领域,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就形成一个人的性格和心理状态。“本我”是精神机能最基本的来源,它的作用是满足人的原始的本能的欲望;“自我”是保护个人的精神调节因素,对“本我”的本能冲动加以适当控制;“超我”是保护社会的精神因素,它的作用是压抑“本我”的本能冲动,不让它闯入意识领域。“自我”调和“本我”与“超我”,起着一种平衡作用。弗洛伊德把人的性欲本能称为“里比多”,当它被压抑在潜意识领域时,逐渐郁积而成所谓“情结”,最有名的是男孩恋母妒父的俄狄浦斯情结,及女孩恋父妒母的埃勒克特拉情结。受到压抑的欲望总是以曲折的方式进入意识领域,弗洛伊德把梦看成是满足意愿的曲折方式之一,把文学创作也看成是受压抑的“里比多”的升华,是以想象的作用代替现实行动,在幻想中求得满足。弗洛伊德在他的著作中通常用文学和艺术作品为例来说明精神分析学理论,如他曾说达·芬奇描绘可爱的圣母像,是俄狄浦斯情结的升华等。而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惠特曼的诗歌和柴可夫斯基的音乐,都被弗洛伊德派的批评家们说成是受到压抑的同性恋欲望的升华表现。
文学批评中的精神分析派在作品分析中采用了弗洛伊德的某些原理。有的批评家用弗洛伊德关于“本我”、“自我”和“超我”的三重关系来分析文学作品中的人物关系。例如默里在论美国作家麦尔维尔的长篇小说《白鲸》的论文中,就把白鲸视为新英格兰清教精神的象征,也即麦尔维尔本人“超我”的象征;渴望报复、驱使全体船员追捕白鲸而终遭毁灭的船长埃哈伯,被视为无可遏制的“本我”的象征;而大副斯达巴克努力调停由白鲸和埃哈伯船长代表的敌对力量,则象征着“自我”的理性精神。俄狄浦斯情结是常被运用于作品分析的另一个精神分析学概念,最有代表性的是琼斯对莎士比亚名剧《哈姆雷特》的评论。早在1900年,弗洛伊德本人已把哈姆雷特在剧中表现出的犹豫不决归因为俄狄浦斯情结,琼斯发展了这一观点,认为哈姆雷特仇恨叔父,正是因为叔父的行为实现了他自己潜意识的动机和欲望;哈姆雷特不能爱俄菲莉娅,也被认为是恋母妒父的情结的反映。俄狄浦斯情结还被用来分析劳伦斯、乔伊斯、福克纳等现代作家的某些作品。弗洛伊德的理论是一种泛性欲主义,即基本上用性欲冲动来解释人的各种精神和实践活动。精神分析派文学批评的这一方面是引起争论最多的,如把文学作品中的种种形象都解释为性象征,把骑马、跳舞、飞翔都解释为性的快感的象征等等。玛丽·波拿巴论美国作家爱伦·坡的生平和创作,就是这种批评的一个典型例子。她把坡的全部作品都说成是俄狄浦斯情结的产物,甚至把坡的嗜酒也说成是逃避现世而忠于死去的母亲的一种方式。她对作品的分析也完全注重性象征形式,如把小说中描写的地窖酒窟都说成是子宫的象征,甚至把坡的名诗《尤拉卢姆》中下垂的翅膀说成是暗指坡本人的阳萎。这类牵强附会的批评常受到一些学者和一般读者的强烈反对。
弗洛伊德研究的对象主要是人,是人的潜意识,因而精神分析派文学批评着重研究作家,特别是作家的潜意识在作品中的流露,研究作家个人心理与作品之间的关系。发生在作品中的一切,都要归结到作家个人心理的偶然性上去,就是分析作品中的人物形象,也是为了和作家的心理挂起钩来。如琼斯分析哈姆雷特的踌躇的延宕,其目的就是为了让读者了解莎士比亚心理的许多更为深沉的颤动。精神分析派的解释尽管有时非常牵强,但在运用得当时,对于理解某些作品也不无价值。尤其因为这种理论对不少现代作家和批评家发生了极大影响,因而对精神分析派文学批评理解是必要的。精神分析派的最大局限性在于它常常忽略决定作品内容和形式的社会历史因素,也难以说明一部作品的审美价值。把文学作品当成精神病例一样进行分析,会严重曲解作品的真实意义。弗洛伊德以后的精神分析派批评家们在运用弗洛伊德的理论时,也往往在一定程度上加以改造,如拉康的结构精神分析法,把精神分析与语言学结合起来研究文学作品等(参见“拉康”)。精神分析派文学批评已成为现代西方主要批评流派之一,它的某些概念和术语在现代各种新的批评流派中得到了广泛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