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色说 :
在诗文和戏曲评论领域都有倡导者，论诗文影响较大者为唐顺之，论戏曲则以徐渭为代表。
在宋代诗话中就有人使用“本色”，如陈师道《后山诗话》说：“退之以文为诗，子瞻以诗为词。如教坊雷大使之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意谓诗词等各种文体都有其世代相沿而形成的传统规范，不符合这一传统即为“非本色”。严羽《沧浪诗话》说：“惟悟乃为当行，乃为本色。”要求学诗者从前人的诗歌作品中体认这种文体规范。后来人们论诗文戏曲所谓本色，则非在这样的意义上使用这个概念。
唐顺之所谓本色是强调诗文要表现作者的真精神、“千古不可磨灭之见”，是为文章的“精神命脉骨髓”。他为此否定了一切文法，包括他早年所探讨和讲求的“绳墨布置，奇正转折”之法，呼吁作者“直抒胸臆，信手写出”，“便是宇宙间一样绝好文字”。他认为若没有这样的见解和精神，无论怎样讲究文法，“则文虽工而不免为下格”。在强调有独特见解的意义上，他认为秦汉以前的儒家、道家、纵横家、名家、墨家、阴阳家“皆有其本色”（《与茅鹿门知县第二书》）。他主张作文要“开口见喉咙”，不必安排，“使后人读之如真见其面目，瑜瑕俱不容掩，所谓本色，此为上乘文字”（《又与洪方洲书》）。
元末或明初论曲者讨论戏曲语言，以本色与文采相对，同时也要求剧中人声口各肖其身份。明中叶何良俊提出“填词须用本色语”，批评《西厢记》的语言带脂粉气，《琵琶记》卖弄学问，认为戏曲语言应该“只是寻常说话”，“情真语切”，这样才是“词家所谓本色语”。
徐渭在《西厢序》中指出世间事莫不有本色和相色，相色如同“婢作夫人者欲涂抹成主母，而多插带，反掩其素”，因此他贱相色，贵本色。这样的观点体现在《南词叙录》中，便是反对文人染指戏曲导致的说教化、骈俪化和案头化倾向，认为戏曲出自民间时最具有艺术感染力，能够“感发人心，歌之使奴童妇女皆喻”，是为“得体”，而如《香囊记》引《诗经》和杜诗，“宾白亦是文语，又好用故事，作对子”，都是“直以才情欠少，未免辏补成篇”。
徐渭提倡本色与他重真情的倾向有密切关系。如别人读《琵琶记》，大都推崇《庆寿》《成婚》《弹琴》《赏月》等文采斐然的套数，而他却欣赏《食糠》《尝药》《筑坟》《写真》等出，谓“从人心流出”“句句是常言俗语”，认为其“最不可到”。在戏曲语言上，他反对丽而晦，提倡家常自然，认为“越俗越家常越警醒”（《题昆仑奴杂剧后》）。
徐渭的本色说对汤显祖和袁宏道等人的文学批评产生了深刻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