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诗学 :
1980年，美国新历史主义理论家S.格林布拉特在《文艺复兴时期的自我型塑：从莫尔到莎士比亚》一书序言中，首次将自己的理论称为“文化诗学”。1986年，在西澳大利亚大学进行的一次主题为“走向文化诗学”的演讲中，格林布拉特正式将新历史主义更名为文化诗学。此后，文化诗学逐渐成为一种影响广泛的文化批评观念。
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主要代表人物除格林布拉特之外，还有L.孟酬士、H.怀特等人，其研究对象主要是以莎士比亚戏剧为代表的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与文化，其理论特征表现为跨学科研究、文化的政治学、历史意识形态、历史阐释的小历史，其理论资源主要是以M.福柯为代表的后结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其理论目的主要是清算以前的形式主义批评和历史主义批评，从政治权力、意识形态、文化霸权等方面对文学、文化文本进行综合解读。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文化研究的勃兴，西方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逐渐式微，并逐步融入到文化研究之中。
作为一种自觉的理论主张，中国的文化诗学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它既是新时期以来文艺学“向内转”和“向外转”整合的必要，也是对文化研究现状的回应，同时也是中国文艺理论者以诗意的文化关怀介入现实的重要途径。从理论取向上看，中国文化诗学研究大致有两种类型：①译介、承接、发展以格林布拉特为代表的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洋为中用，以刘庆璋、林继中、蒋述卓等教授为代表。②根植于中国社会文化和文学理论现实，进行文化诗学理论的本土化建设，创始人为童庆炳教授，代表人物为李春青、王一川、赵勇、姚爱斌等教授。21世纪以来，文化诗学成为文艺学研究的重镇，两种理论取向呈融合趋势，学者们探索文化诗学的本土化，推动中国文化诗学的形成与发展。
创建中国本土理论的文化诗学，最早由童庆炳教授在1998年提出，此后陆续发表多篇文章加以阐释，最后在《文化诗学：理论与实践》一书中作了全面梳理与总结。童庆炳的文化诗学构想，大致可用“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一种呼吁”概括：“一个中心”指文学审美特征，要求文学必须有起码的艺术审美品质。“两个基本点”，一点是分析文学作品要进入历史语境，另一点是要有过细的文本分析，并要把这两点结合起来。先要找出对象的症兆性，然后再把这症兆性放到历史语境中分析，从而实现历史语境与文本细读的有效结合，使研究具有整体性、具体性、深刻性和现实针对性。“一种呼吁”，强调文化诗学要植根于现实土壤，理论家要介入现实，关怀现实。
中国的文化诗学研究还面临一些需要深入探讨的问题，如中西文化诗学在哲学基础、历史观和文学观上的差异，作为方法论的文化诗学的可能性和意义，中国文化诗学的概念、范畴体系确立等。总体来看，中国的文化诗学研究是当代文艺学30年以来的延伸与超越。它从语言、审美和文化的维度，展现历史、人文与审美的张力，实现了文学观念的更新和文学研究对象的位移，是中国文艺学研究的一个有力增长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