述而不作 :
原为孔子对自己政治思想、学说渊源及治学方式的总结，语出《论语·述而》：“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孔子时代官师一体，还没有私人著述之事，故“述而不作”原本是针对先王礼乐制度而言的。“述”，在先秦语境中意为“循”，即遵循、继承先王的意思。“作”，即创始、制作，同《乐记》中“作者之谓圣”之“作”，孔颖达《礼记正义》：“圣则尧舜禹汤是也。”在孔子的时代，只有如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这样的圣王才有资格称得上是“作”，因为“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不考文”（《中庸》），孔子有德无位，不能如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一样制作礼乐从而开创新一代，他只能继承历代圣王的礼乐成果，故谓“述而不作”。
但历代圣王的政教实践、礼乐成果皆凝萃于六经之中，孔子的“述”具体落实在对六经的整理、阐述活动中。特别是战国诸子百家兴起，私家著述愈来愈盛，人们把“述而不作”渐渐解释成对六经的阐述与创作。如朱熹说：“孔子删《诗》《书》，定《礼》《乐》，赞《周易》，修《春秋》，皆传先王之旧，而未尝有所作也。”（《论语集注》）“述而不作”作为后人眼中孔子的治学方式而成为一种范式，成为古人颇为推崇的治学、著述方式。
朱熹评价孔子说：“夫子盖集群圣之大成而折中之，其事虽述，而功则倍于作矣。”（《论语集注》）“述而不作”表面上指阐述古人的经典而自己不创作，实际上是述中有作、又述又作，其作为传统治学和“立言”方式，在中国学术史上影响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