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诗必类 :
“歌诗必类”要求所赋之诗一定要与本人身份地位及场合环境相符，要恰当表达心意。语出《左传·襄公十六年》，晋平公即位不久，在湨梁（今河南济源县西）举行诸侯之会，宴于温（今济源县西南），使各国大夫歌诗以舞，要求“歌诗必类”。齐国大夫高厚所赋之诗“不类”，晋国执政荀偃怒，说：“诸侯有异志矣。”让列国大夫与高厚盟誓，高厚逃走。于是列国大夫盟，盟约说：“同讨不庭。”意思是要共同讨伐那些不忠于盟主的国家。晋人杜预注“歌诗必类”：“歌古诗，当使各从义类。”唐人孔颖达《疏》：“歌古诗，各从其恩好之义类。高厚所歌之诗，独不取恩好之义类，故云‘齐有二心’。”孔颖达还引用刘炫的话说：“歌诗不类，知有二心者，不服晋，故违其令；违其令，是有二心也。”（《春秋左传正义》）晋为盟主，会合诸侯，温之宴提出的“歌诗必类”，就是要求诸侯大夫用舞诗、歌诗的方式来表明听令于晋国。齐国当时是仅次于晋、楚的大国，不甘心听令于晋国，故高厚所歌之诗表达了不合作、背离主题的意思，与当时盟主晋国营造的友好、团结的氛围不合，被认为“不类”，自然也被认为是齐国破坏了诸侯会盟的友好关系，几乎导致诸侯同仇敌忾的讨伐。
“歌诗必类”虽然只是此次盟会晋国对诸大夫的要求，但的确是春秋时代赋诗、用诗的基本原则。要求人们在“断章取义”赋诗言志时要恰当选择能够表达自己心意，且与场合、氛围相符的诗句。如果所赋之诗不当，便会产生不良的后果。由此可见“赋诗”在当时重要的社会功能，也可以理解孔子为何说“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