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礼作乐 :
周公制礼作乐，先秦典籍多有记载。《左传·文公十八年》季文子说：“先君周公制周礼。”《礼记·明堂位》说：“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践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诸侯于明堂，制礼作乐，颁度量而天下大服。”周公摄政第六年，颁布实施各项制度典礼，主要是为了稳定周朝的统治、谋万世治安之大计。“礼”是维护等级制度的各项典章制度，“乐”是在体现尊卑等级的各种礼仪活动中使用的舞乐。
孔子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论语·为政》）可见周公制礼作乐是在损益、化裁殷夏两代礼乐的基础上完成的，是上古礼乐的集大成。王国维《殷周制度论》论述周代制度与殷商大不相同的几点，正是周公制礼作乐的核心：①立子立嫡之制，由此产生出封建子弟的宗法制。②庙数之制，规定祭祀制度礼仪。③同姓不婚之制。这些都是对殷礼的发展或改变，“皆周之所以纲纪天下，其旨则在纳上下于道德，而合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民以成立一道德之团体”。周公制礼作乐“定亲疏、决嫌疑、别异同、明是非”（《礼记·曲礼》），是维护周朝政权的有效手段。周公在“礼”中注入“德”的观念，使周礼在精神内蕴上超越殷礼。西周的礼乐制度不可能形成于一时一世，周公的制礼作乐只是开端，礼乐制度的完成当在穆王时代。后人所谓的经礼三百、曲礼三千应该是在此过程中渐次产生、逐步完善的。
制礼作乐确立了“尊尊亲亲”的原则，稳固了周朝的统治，也为中华文明奠定了基本的发展方向。在此背景下生成的核心经典成为礼乐文明的载体，流播久远，使得礼乐精神深入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