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俗

    雅俗 :

雅，古通夏，指周王朝所在的中原地区。中原是中心和正统，因此雅又释为正。梁启超《释四诗名义》说：“雅音即夏音，犹言中原正声云尔。”雅言即规范、标准的正言，雅乐即正统严肃的正乐。俗，本义是习俗、风俗，与民间的、地方的有关。《释名》又释俗为欲，“俗人之所欲也”，引申为大众的、通俗的、平庸的、鄙俗的。

雅与俗开始并没有形成极端的对立，孔子关于雅乐与郑声的分辨成为后世雅俗之辨的依据。《论语·阳货》说：“恶郑声之乱雅乐也”，雅乐是古乐，郑声是新乐，所以雅俗之分往往又成为新旧之分和古今之分。古乐与新乐的区别表现在两个方面：①从音乐自身的特征而言，古乐规范整齐，节奏、曲调平稳和缓，甚至单调乏味，使人沉静；而新乐则参差变化，节奏急促轻快，音调高低轻重对比鲜明，使人情绪激动。②从主体赋予音乐的文化意义而言，儒家思想认为雅乐具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道德内涵，而新乐则是单纯的感官享受和欲望的表达。

因为雅乐有政治教化的意义，雅之正也就是政。正既是事实上的正确，又是价值上的正当。在儒家看来，就是思想、行为符合礼的规范。由正的规定性引申出中、和的规定，即感性与理性、情欲与礼义、个体与社会的和谐。这样，雅的涵义就包括了正、大（政治、道德上的正确、正直）、中、和（情感、形式上的适度、和谐）；与此相反，俗则包括了邪、新、浅（对传统的背离，对规范的破坏，意义的缺失）、淫（对情感的过度表现，对形式的极端追求）等涵义。雅俗的这种对立在《荀子·乐论》中得到强化，并影响了汉代的《礼记·乐记》《毛诗序》以及汉代文人乃至刘勰对屈原和辞赋的看法，奠定了后世雅俗观的基础。

魏晋南北朝进入文学的自觉时代，一方面挚虞、裴子野、刘勰的雅俗观念保持着传统的政教含义；另一方面新变派对情感和形式的雅俗有了新的理解。《文心雕龙·体性》说：“典雅者，熔式经诰，方轨儒门者也。”又说：“新奇者，摈古竞今，危侧趣诡者也。”而“雅与奇反”。与雅相反的形态都可以称为俗，如新、奇、邪、淫、浅、险、僻等。在刘勰之前，陆机已经提出“应和悲雅艳”，用传统的雅来约束悲，又用艳来修正雅，在理论上调整了传统的雅正观念。钟嵘论诗并不像刘勰那样强调政治上的正确和深度，但在情感表现的强度和色彩上，仍坚持雅正的标准，即适度与和谐，如赞扬曹植的“情兼雅怨”，而对某些极端的因素是排斥的，如批评鲍照的“险俗”。以萧子显、萧纲、萧绎为代表的新变派反对传统雅正观中的政教内涵，张扬个体情感中感性世俗的部分，主张吸取民歌语言的通俗晓畅，但又须音韵铿锵、和谐悦耳，体现了新变派对传统雅俗观的分解、选择和整合。雅俗观念在南朝的发展说明雅俗之间是可以转化的。

隋及唐初，李谔、王通等人反对齐梁文风，是对南朝新变派雅俗观的反拨。随后出现的唐宋古文运动，主张“文以载道”，实际上继承了雅正观念中的政教内涵。而唐宋时期，一方面，唐人受庄子超然物外、遗世独立思想及禅宗直觉思维的影响，强调意境论和神韵论。如王昌龄、殷璠、皎然标举古雅、淡雅；司空图把典雅作为二十四诗品之一，推崇王、韦的“澄淡精致”，贬低元、白的“都市豪估”；严羽提出学诗“先除五俗”。意境论和神韵论中的雅，更强调思想感情在表现上的深沉婉曲，情景交融所形成的无限状态，艺术形式的精致细腻。另一方面，新兴文体传奇、变文、词、曲等则以俗的姿态出现，在情感与形式上都粗疏、直率、浅易。而在这一过程中，雅俗之间又存在着互动和转化。苏轼、黄庭坚等人都一面尊雅卑俗，一面又以俗为雅。俗不断地侵入雅，而雅则修正和升华俗。

雅俗之间的转化互动在明代出现分裂，一方面复古主义固守传统，雅的内涵实际上固化为格调；另一方面，明中叶以来的市民思潮向传统观念提出了挑战。李贽、徐渭、汤显祖、公安三袁等不再化俗为雅，而是直接高扬俗的价值。其倡导的童心、本色、真、性灵，是传统观念中俗的内涵。随后，王夫之在强调性情的基础上重申儒家诗教，以矫正明末以来的俗诞。随着清代统治的稳固，方苞力倡清真雅正，沈德潜、王士祯标举格调和神韵，重新确立了雅的统治地位，而袁枚则以性灵与沈德潜对抗。同时，随着小说、戏曲的兴起和繁荣，俗又与雅形成了新的对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