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雅 :
典谓经籍，雅者正也，故典雅连缀成词，谓辞义中正，合乎经典。汉以后，儒家成为正统的意识形态，故典雅之作亦往往与儒家经典相关。魏曹丕评徐幹《中论》“辞义典雅，足传于后”（《与吴质书》），而《中论》被列入儒家子书。
至南朝刘勰《文心雕龙》始明确将典雅列为八体之一，谓：“典雅者，镕式经诰，方轨儒门者也。”（《体性》）指出典雅风格须以儒家经典著作为摹习对象，“是以模经为式者，自入典雅之懿”（《定势》）。刘勰所说的典雅，主要是就语言而言，故他认为章、表、奏议这样需要大手笔的朝廷公文，最能体现出典雅风格。他推举“潘勖九锡，典雅逸群”（《诏策》），也是因他“思摹经典”（《风骨》），“凭经以骋才”（《才略》），规范典诰，辞至雅重。这一时期的典雅与新奇相反，刘勰称为“雅与奇反”，谓“新奇者，摈古竞今，危侧趣诡者也”（《体性》），背离了儒家经典传统。
唐宋以后，典雅逐渐运用于诗歌评论，其内涵稍有改变，不再强调对儒家经典语言风格的摹写，而更多以士大夫阶层的审美情趣为指归。司空图《二十四诗品》有“典雅”一品：“玉壶买春，赏雨茅屋。坐中佳士，左右修竹。白云初晴，幽鸟相逐。眠琴绿阴，上有飞瀑。落花无言，人淡如菊。书之岁华，其曰可读。”其“非仅征材广博之谓。盖有高韵古色，如兰亭金谷、洛社香山，名士风流，宛然在目，是为典雅耳”（《皋兰课业本原解》）。
故典雅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唐以前是“以典为雅”（许文雨《文论讲疏》），侧重在典，主要适应于文，与之相反的概念是奇；唐之后的文论沿袭了这一看法，但诗论的一支不再强调雅对典的依附性，其相反概念是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