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鹰楼诗话》 :
作者林昌彝。林昌彝（1803～1876），字蕙常，又字芗溪。福建侯官（今福州）人。道光十九年（1839）举人，著有《射鹰楼诗话》《海天琴思录》《海天琴思续录》《砚桂绪录》《小石渠阁文集》等。
《射鹰楼诗话》刊刻于咸丰元年（1851）家中，后见于《续四库全书》《清诗话访佚初编本》等丛书著录。林昌彝自云作《射鹰楼诗话》旨意：“余所为诗话，意专主于‘射鹰’，及有关风化者次录焉，其备古今、记盛德及辨句法正讹误又次焉。”（《射鹰楼诗话》卷二十二）所谓“射鹰”，即“射英”的谐音，自有明确的目的和严肃的态度。他后来又强调：“吾所为诗话为世戒，不为人役也。”（《海天琴思录》卷六）正是基于此种创作态度。
林昌彝《射鹰楼诗话》
《射鹰楼诗话》24卷评论所及以清代诗人为多，达400人左右，尤详于嘉庆、道光两朝作者。他留心于林则徐、魏源、张际亮、张维屏等爱国诗人，诗话前两卷专言时务，集中辑评了不少反映鸦片战争情况而渗透着爱国精神的诗篇，这是林昌彝论诗主旨有别于一般诗话之处。他四处搜集表彰烈士的相关作品，对纪念战争中牺牲的英雄先烈，如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金门把总林志等的诗歌，都有收录。此外，他追溯所评之作品源流，品评其风格成就，并不局限于当代名人作品。许多不见史传之人及不见刻本之诗集，也都有一定收录。他在品评作家作品时，往往言简意赅，精确独到。
《射鹰楼诗话》重根柢学问，提出“诗本于性情”（《射鹰楼诗话》卷十九），主张学人之诗与诗人之诗的结合。林昌彝重视诗歌的社会功能，以之为“兴革政教”“化民成俗”（《海天琴思录》卷二），发挥救世救俗的作用。他在《射鹰楼诗话》中强调诗歌要以学问为根柢，他对严羽诗“非关学”“非关理”的诗论深感不满，而是服膺顾炎武、朱彝尊、毛大可、孙星衍、洪亮吉、阮元、桂馥等的经术文章“冠儒林”；同时，他也重视诗歌的艺术性，力求性情之笔。故云：“作诗贵有天才，天趣，二者皆非人力所及。”（《射鹰楼诗话》卷二十一）又云：“作诗贵情挚，情挚则可以感人。”（《射鹰楼诗话》卷十八）只有二者兼之，才能称为真正大家，这也是林昌彝所推许的诗论观。
此外，《射鹰楼诗话》重视诗歌的命意和寄托，追求格、意、趣的结合。他提出诗歌贵在立意，应具有多种风格：“诗之品格多门，如雄浑、古逸、悲壮、幽雅、冲淡、清晰、生竦、沉着、古朴、典雅、婉丽、清新、豪放、俊逸、清奇、妙悟诸品，皆各有所主”（《射鹰楼诗话》卷十六）。一方面，他肯定严羽诗有别材、别趣之说；另一方面，又反对诗非关学、关理的论断。这种“学人之言与诗人之言合”的诗学倾向，也为“同光体”诗派所推尊。在此基础上，《射鹰楼诗话》对不同诗歌体裁特点进行分析，显示出深厚的文学功底。
林则徐对《射鹰楼诗话》给予很高评价，认为：“《诗话》采择极博，论断极精，时出至言，阅者感悟，直如清夜钟声，使人梦觉，真足以主持风化，不胜佩服之至。”（《家文忠公少穆宫傅书》）后学沈葆桢也指出：“《诗话》详于射鹰，而有关风化者次及之，论诗又次及之，采师友诗又次及之。”（《射鹰楼诗话·例言》）正是对《射鹰楼诗话》思想特征与艺术见解的切当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