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鹰楼诗话》 :
作者林昌彝。林昌彝(1803~1876),字蕙常,又字芗溪。福建侯官(今福州)人。道光十九年(1839)举人,著有《射鹰楼诗话》《海天琴思录》《海天琴思续录》《砚桂绪录》《小石渠阁文集》等。
《射鹰楼诗话》刊刻于咸丰元年(1851)家中,后见于《续四库全书》《清诗话访佚初编本》等丛书著录。林昌彝自云作《射鹰楼诗话》旨意:“余所为诗话,意专主于‘射鹰’,及有关风化者次录焉,其备古今、记盛德及辨句法正讹误又次焉。”(《射鹰楼诗话》卷二十二)所谓“射鹰”,即“射英”的谐音,自有明确的目的和严肃的态度。他后来又强调:“吾所为诗话为世戒,不为人役也。”(《海天琴思录》卷六)正是基于此种创作态度。
林昌彝《射鹰楼诗话》
《射鹰楼诗话》24卷评论所及以清代诗人为多,达400人左右,尤详于嘉庆、道光两朝作者。他留心于林则徐、魏源、张际亮、张维屏等爱国诗人,诗话前两卷专言时务,集中辑评了不少反映鸦片战争情况而渗透着爱国精神的诗篇,这是林昌彝论诗主旨有别于一般诗话之处。他四处搜集表彰烈士的相关作品,对纪念战争中牺牲的英雄先烈,如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金门把总林志等的诗歌,都有收录。此外,他追溯所评之作品源流,品评其风格成就,并不局限于当代名人作品。许多不见史传之人及不见刻本之诗集,也都有一定收录。他在品评作家作品时,往往言简意赅,精确独到。
《射鹰楼诗话》重根柢学问,提出“诗本于性情”(《射鹰楼诗话》卷十九),主张学人之诗与诗人之诗的结合。林昌彝重视诗歌的社会功能,以之为“兴革政教”“化民成俗”(《海天琴思录》卷二),发挥救世救俗的作用。他在《射鹰楼诗话》中强调诗歌要以学问为根柢,他对严羽诗“非关学”“非关理”的诗论深感不满,而是服膺顾炎武、朱彝尊、毛大可、孙星衍、洪亮吉、阮元、桂馥等的经术文章“冠儒林”;同时,他也重视诗歌的艺术性,力求性情之笔。故云:“作诗贵有天才,天趣,二者皆非人力所及。”(《射鹰楼诗话》卷二十一)又云:“作诗贵情挚,情挚则可以感人。”(《射鹰楼诗话》卷十八)只有二者兼之,才能称为真正大家,这也是林昌彝所推许的诗论观。
此外,《射鹰楼诗话》重视诗歌的命意和寄托,追求格、意、趣的结合。他提出诗歌贵在立意,应具有多种风格:“诗之品格多门,如雄浑、古逸、悲壮、幽雅、冲淡、清晰、生竦、沉着、古朴、典雅、婉丽、清新、豪放、俊逸、清奇、妙悟诸品,皆各有所主”(《射鹰楼诗话》卷十六)。一方面,他肯定严羽诗有别材、别趣之说;另一方面,又反对诗非关学、关理的论断。这种“学人之言与诗人之言合”的诗学倾向,也为“同光体”诗派所推尊。在此基础上,《射鹰楼诗话》对不同诗歌体裁特点进行分析,显示出深厚的文学功底。
林则徐对《射鹰楼诗话》给予很高评价,认为:“《诗话》采择极博,论断极精,时出至言,阅者感悟,直如清夜钟声,使人梦觉,真足以主持风化,不胜佩服之至。”(《家文忠公少穆宫傅书》)后学沈葆桢也指出:“《诗话》详于射鹰,而有关风化者次及之,论诗又次及之,采师友诗又次及之。”(《射鹰楼诗话·例言》)正是对《射鹰楼诗话》思想特征与艺术见解的切当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