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物

    体物 :

语出陆机《文赋》：“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他指出诗赋有别，赋以描摹物态为主，体物逼肖，清新亮活。此说导源于汉赋的审美特征，是对曹丕诗赋欲丽说的细化，反映了文化自觉时代的要求。

汉赋写物图貌蔚为大观，魏晋以来咏物诗盛极一时，出现体物说的思想。陆机肇其始，刘勰集其成。《文心雕龙·物色篇》用“文贵形似”“体物为妙，功在密附”“巧言切状”“曲写毫芥”等词表述体物，体物即追求形似，注重对客观物貌的描摹，期以穷形尽相，是时人的普遍意识。

魏晋六朝的文艺评论家对此加以完善，谢赫《古画品录》云：“若拘以体物，则未见精粹；若取之象外，方厌膏腴，可谓微妙也。”即主张超越物色，以形写神，透出事物内在的精神气韵。刘勰《文心雕龙·诠赋篇》称：“赋者，铺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则强调寓情于物，见出人的情志。二者都主张超越具体物象的描摹，前者于客观方面提倡体察物情、物理和物之妙，后者于主观方面提倡以物寓情，写出诗人的寄托和怀抱。

这种超越性的思维，是魏晋六朝“以玄对山水”自然观念的反映，认为山水有趣灵，物象中有大道存焉，可以寄深情，骋远怀。《文心雕龙·物色篇》进一步指出：“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婉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即体物并非客观机械的抄写，而是始终不离心的统摄，是一个以心照物、体察精微的过程。但是，体物并非易事，后世苏轼《答谢民师书》说：“求物之妙，如系风捕景，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盖千万人而不一遇也，而况能使了然于口与手乎？是之谓辞达。辞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矣。”足可见体物之难，其既涉及作家观察、理解和捕捉生活的能力，也需要高超的艺术表现能力。

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体物思想是一条潜流，有力地推动了人们对艺术技巧形式的探索，但也常与形似、工巧和雕虫小技等消极评价联系在一起，影响不如言志、缘情诸说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