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同末异 :
和 “四科八体”说密切相关，语出《典论·论文》：“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本同，即所有文体的共性或普遍原则；末异，即不同文体之间的区别性特征，即每种文体都有自身的写作规范和表现风格。曹丕没有对“本同”作出说明，他着重论述了“末异”，认为只有尊重每种文体的自身规定性才是创作的正路，而文学批评也不必“各以所长，相轻所短”。
早在先秦，人们就有了辨析文辞异同的意识，但侧重在“本同”的方面。《荀子·儒效》说：“圣人也者，道之管也。天下之道管是矣，百王之道一是矣，故《诗》《书》《礼》《乐》之归是矣。《诗》言是其志也，《书》言是其事也，《礼》言是其行也，《乐》言是其和也，《春秋》言是其微也。”即儒家的几部经典是异中有同的，它们同本于圣人之道，各得道体之一端。在汉代，班固《两都赋序》云：“赋者，古诗之流也。”扬雄《法言·吾子》提倡“诗人之赋丽以则”，反对“辞人之赋丽以淫”。他们认为辞赋源于古诗，应以本制末，用古诗的“讽喻之义”规范辞赋的创作。
相比之下，曹丕“舍本逐末”，单以“丽”字属文。魏晋时期是文学自觉的时代，文体辨析越来越深入和细致，主要是着眼于“末异”方面的。曹丕之说对后来陆机、挚虞、刘勰的文体学思想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