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国故 :
1919年初，北大一些学生在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人的支持下成立新潮社，创办了《新潮》杂志。
新潮社于1919年1月1日出版的《新潮》
两个月后，北大另一些学生在刘师培、黄侃等人的支持下创办国故社，印行了《国故》杂志。新潮社以宣传新文化、新思想为要务；而国故社以维护旧思想、旧文化为宗旨，表现出截然不同的思想倾向。1919年5月《新潮》发表了毛子水的《国故和科学的精神》，在批判了以《国故》为中心的“抱残守缺”的“国故研究”之后，提出要真正研究国故，最要紧的是必须用“科学的精神”对国故加以“整理”，由此引发了一场关于“整理国故”问题的论争。
1919年12月胡适在《新青年》上发表《“新思潮”的意义》，提出“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并提出“整理国故”的主要步骤：①条理系统的整理；②要寻出每种学术思想怎样发生，发生之后有什么影响效果；③要用科学的方法，作精确的考证，把古人的意义弄得明白清楚；④综合前三步的研究，各家都还他一个本来真面目，各家都还他一个真价值。“若要知道什么是国粹，什么是国渣，先须要用评判的态度，科学的精神，去做一番整理国故的工夫。”1923年1月，胡适在《国学季刊》的《发刊宣言》中进一步提出研究国故的基本方针：扩大研究范围，注意系统的整理，博采参考比较的资料。并主张“打破一切的门户成见；拿历史的眼光来整理统一一切”。胡适不仅是整理国故的提倡者，也是整理国故的实践者。他的《<水浒传>考证》《<红楼梦>考证》等著作就是这方面的成果。1923年3月，胡适在《读书杂志》刊出《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所开书目有183种，仅文学史方面的书就有1000多册。这引发了梁启超的批评，认为胡适的书目只是从自己的兴趣出发，不适合“普通青年”阅读。胡适又将书目删减至40种，作为“实在的最低限度的书目”。梁启超也草拟了一份《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列出各类必读书目127种。胡、梁二人的《书目》先后被许多报刊转载，产生巨大社会影响，也引发了吴稚晖、梁实秋等人的论争。
此后，关于怎样对待国学，怎样对待整理国故的问题，在当时的思想文化界引发了激烈的争论。文学研究会、创造社作家、鲁迅，以及现代评论派的陈西滢等人都作出了不同的回应。文学研究会作家中，郑振铎在《新文学之建设与国故之新研究》中对“整理国故”表示了赞成：“我主张在新文学运动的热潮里，有整理国故的一种举动。”而沈雁冰在《心理上的障碍》一文中，流露出对“整理国故”的不满和担忧。创造社作家成仿吾在《国学运动的我见》中认为国学“不能说它没有研究之价值”，但现在研究“为时过早”。郭沫若认为国学研究只是“一种旧价值的重新估评”，其贡献“不可估之过高”。对于整理国故问题，鲁迅在《所谓“国学”》《未有天才之前》等文中进行过评论：“老先生要整理国故，当然不妨去埋在南窗下读死书，至于青年，却自有他们的活学问和新艺术。”因此不可“拿了这面旗子来号召”，“倘以为大家非此不可，那更是荒谬绝伦！”
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在革新派要“新潮”，守旧派要“国故”的对峙局面下，胡适等人提出用科学的精神去整理和研究中国旧文化，不仅粉碎了守旧派抱残守缺、保存国粹的企图，也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一些人否定一切民族文化遗产的虚无主义倾向，取得了一定的历史功绩，但在新文化和新文学尚未扎下牢固根基时，倡导“整理国故”又有些不合时宜，容易将青年引向故纸堆，脱离现实斗争，这便是“整理国故”引发多方争议的缘由。
五四运动时期，北京大学“新潮社”成员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