厚 :
厚的形成渊源自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后宋人大力推崇“盛唐诸公之诗”的“气象浑厚”（严羽《沧浪诗话·答吴景仙书》），但直至明竟陵派，才明确把厚作为一个核心概念加以界说。钟惺谓：“诗至于厚，而无余事矣。”（《与高孩之观察》）谭元春亦谓：“乃与钟子约为古学，冥心放怀，期在必厚。”（《诗归序》）
厚是钟、谭有鉴于公安派浅率刻露的主要病端，从体浑、词整、意恢、法严的角度提出的诗学范式，因此除从传统诗教角度强调性之仁厚的重要性外，在艺术形式上对诗歌亦有求厚的要求，即追求诗歌整体艺术风貌上浑厚蕴藉的美学特征。他们力主厚，但并不排斥灵，认为“厚出于灵，而灵者不即能厚”（钟惺《与高孩之观察》），希望以厚来补救灵之失，“以‘厚’为诗学，以‘灵’为诗心”（钱钟书《谈艺录》）。
清贺贻孙发展了竟陵派关于厚的理论，认为“诗文之厚，得之内养，非可袭而取也”，强调性之仁厚为诗文之厚的根本，并将厚与其他几种风格区分：“博综者谓之富，不谓之厚。秾缛者谓之肥，不谓之厚。粗僿者谓之蛮，不谓之厚。”（《诗筏》）使厚的风格特征进一步明晰化，对后来的诗论、词论都有一定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