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一般的罪恶》 :
作者邵洵美。1928年5月5日上海金屋书店出版。收入《颓加荡的爱》《堕落的花瓣》《花一般的罪恶》等诗作共30首。
《花一般的罪恶》是邵洵美的第二本诗集，进一步奠定了邵洵美中国现代颓废唯美派代表诗人的地位。
给诗集取名“花一般的罪恶”，或许是向颓废派诗歌的鼻祖、恶魔主义诗人波德莱尔的《恶之花》致敬。邵洵美独具创意地把“颓废”翻译成了音与意兼具的“颓加荡”，也使西方这一颓废主义的专有名词获得了20世纪30年代特有的中国化语境表达，预示着邵洵美以自己的身体力行真正使西方的颓废审美中国化的努力。邵洵美这种“颓加荡”的趣味，虽然不乏波德莱尔和魏尔伦式的颓废，但骨子里更是英国式的唯美。在《贼窟与圣庙之间的信徒》一文中，他明确表示，乔治·摩尔的人生是他真正向往的。可见，邵洵美真正推崇的并非波德莱尔的恶魔主义，而是一种唯美派兼享乐派的人生观。由此我们就可以理解邵洵美的诗作中为何充满本能的欲望和官能的享受。柔美艳丽却又妖冶放荡的女人是邵洵美笔下永恒的题材，《花一般的罪恶》以“颓加荡”的风格书写情欲，诗风大胆热情，氛围柔靡婉媚，充满了19世纪末期享乐主义无所顾忌的沉沦气息，展现了邵洵美对“莎乐美”式的“妖媚”的唯美主义的艺术追求。诗集中充斥着“红唇”“舌尖”“肚脐”“蛇腰”“火血的肌肤”等充满了魅惑的字句，直接描绘着深受他赞美的女性的身体。在《To Sappho》《蛇》《风吹来的声音》《我们的皇后》《Madonna Mia》《花一般的罪恶》等诗中，诗人讴歌着这些“美”而“毒”的女性，感叹着“这里复有一刹那的永久，这里有不死的死的快乐，这里没有冬夏也没有秋”（《花一般的罪恶》）。而在《牡丹》《春》等诗作中，诗人更以情欲的眼光来观照自然景物，于是牡丹、水仙，乃至春夏秋冬四季都被赋予了欲望的色彩。诗人以绮靡、浓腻、妖艳、华美的语词营造出五光十色、令人眩晕的情色臆想，给读者最直接的官能刺激，从而产生一种梦呓般的迷醉。
《花一般的罪恶》出版后，文坛的批评声从来就没有断过。孙梅僧指责邵洵美的诗歌肉欲气息太重，新月派同人也试图与邵洵美式的唯美主义撇清关系：“我们不敢附和唯美与颓废，因为我们不甘愿牺牲人生的阔大，为要雕镂一只金镶玉嵌的酒杯。”瞿秋白等左翼批评家则直接斥责其创作为“色情”。文学史家则对邵洵美表现出具有不同倾向性的判断。李欧梵在《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1930—1945》中认为邵洵美的诗歌具有一种“风格上的力量”，同时也表现出一种“缤纷的想象力”。解志熙则称《花一般的罪恶》“唯一的主题即是鼓励人们在颓废的人间苦中及时行乐”，“如果说邵洵美对中国唯美—颓废主义文学思潮有什么独特‘贡献’的话，那就是他率先将美感降低为官能快感，并藉唯美之名将本来不乏深刻人生苦闷的‘颓废’庸俗化为‘颓加荡’的低级趣味”。为此，邵洵美在《关于<花一般的罪恶>的批评》一文中自辩道：“不过以道德礼仪来做文艺批评的工具，我却也要说几句话。我们要知道文艺的作品决不能都是作者的供状；是多方面的，是戏剧式的，它里面所说的话绝不便是作者个人所要说的话。作者不过是以他自己的透视力去洞察个中人的心灵而发出的一种同情的呼声。但同时我们也得明白，要知这里所谓的同情，那是对于一个对象了解后而发生的美感：我们可以同情一个强盗或是一个淫妇，但绝不能便说我们是拥护强盗或是淫妇的行为；我们也绝不是因了同情一个强盗或是一个淫妇，而自己便变成了强盗与淫妇。”
《花一般的罪恶》邵洵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