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党性 :
列宁于1905年11月发表《党的组织与党的出版物》一文，认为党的宣传出版物要服从党的管控。这成为俄苏文学批评界与文学理论界用来论证文学“党性原则”的源文本。
作家同党的关系这一问题，在20世纪初的俄罗斯批评界、思想界曾有过广泛的讨论。1940年苏联出版《列宁论文学》，这部文集将“党性原则”扩展到整个文学。后来，“党性原则”成为社会科学的方法论基础。列宁论托尔斯泰的系列论文——《列夫·托尔斯泰作为俄国革命的一面镜子》成为“党性原则”的典范。
在列宁看来，“党性”是“高度发展的阶级斗争的随行者和结果”。“无党性”和“非党的革命性”等口号是虚伪的。无产阶级党性是真正科学性的必要条件。党性与科学性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者固有的品格。文学的“党性”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性在文学作品中高度集中的反映。
学界通常从三个层面来阐释《党的组织与党的出版物》倡导的“党性原则”，从而进入对文学的“党性”的理解。
第一，党用于宣传的出版物应当成为党的出版物，党报成为各个党组织的机关报。要在思想和文化上树立自己独立的工作形象。文学家要参加党的组织和各种书报营业所，要接受党组织的监督，向党组织汇报工作。要将无产阶级事业的生气勃勃的精神带到各项文化工作中去。为了纯洁党的思想文化队伍，要及时把那些宣传反党观点的党员和不合格分子清除出去。
第二，写作事业不能是个人或集团的赚钱工具，而是无产阶级总事业的一部分。党的出版物要摆脱资本，摆脱名位主义、无政府主义以及商业性的资产阶级文学关系的束缚；要反对依赖钱袋、依赖收买和豢养的资产阶级作家、艺术家的作风，而创造真正自由的文学。真正自由的文学“不是为饱食终日的贵妇人服务，不是为百无聊赖，胖得发愁的‘几万上等人’服务，而是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为这些国家的精华、国家的力量、国家的未来服务”。
第三，“党性原则”包括对文学创作特质的尊重，对艺术自身规律的探索和认识。“无产阶级的党的事业的文学部分，不能同无产阶级的党的事业的其他部分刻板地等同起来”。“无可争议，文学事业最不能作机械的平均、划一、少数服从多数”，“无可争议，在这个事业中，绝对必须保证有个人的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有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的广阔天地”。
列宁在《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中倡导“党性”的观点并不等同于党派的观点。在列宁看来，“党性”可以具有不同的形态，“党性”的内涵也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变化的。将文学的“党性”同“艺术性”割裂开来或对立起来，是对文学的“党性原则”的教条主义理解。文学的“党性原则”，是对凝聚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世界文学经验的历史性总结。它既有助于文学批评界克服追求“艺术上的时髦”，把文学作品作为封闭的美学形象来加以分析的倾向，又有助于文学理论界克服忽视艺术特点和审美特质的偏向；既有助于社会学学派克服忽视文学的艺术品格而一味崇尚文学的社会功用的偏激，也有助于形式论学派克服一味推重文学作品形式研究的偏狭。在文艺学思想史上，文学的“党性原则”提倡将作家个人的信念与作品的艺术形象在创作实践与批评实践中有机兼容，这也有助于探讨20世纪初美学争论中提出的艺术中主观因素与客观因素如何互动这一重大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