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取一收

万取一收：【万取一收】指明艺术形象是典型化的产物。
唐司空图《诗品·含蓄》：“不著一字，尽得风流。
语不涉己，若不堪忧。
是有真宰，与之沉浮。
如泳满酒，花时返秋。
悠悠空尘，忽权海区。
浅深聚散，万取一收。
”意境含的诗歌，字面上似乎不露作者的意向，其实作者的思想感情却深在字里行间。
作品中的语似乎没有涉及自己的忧憋痛苦，读起来却又令人有难以忍受的忧虑。
这是因为诗中的，真正主宰者是思想感悄，而且有如波.澜起伏一般沉浮于语言文字之间。
这样的作品，好象新美酒溢甘醇，又盖规矩，指与物化而不以心稽”(《庄子·达生》)，庄子称古之圣人贤者是“与物化者”(《庄子·知北游》)，其主旨都是指人与天地万物和睦相处以至统一融食之意。
“物化”的审美特征表现为：①和谐同一性。
庄子认为人与自然是一个相生相关的整体，两者具有亲和力、共通感。
因此人必须“与物为春”(《庄子·德充符》)；“与物有宜”(《庄子·大宗师》)，“喜怒通四时”(《庄子·大宗师》)，由此农现出和诸美。
②超然超脱性。
“物化”表现出“不知也”的忘我忘物的超功利、超现实、超物体的审美态度。
《庄子·天地》：“忘乎物，忘乎天，其合为忘已。
忘己之人，是之谓入于天。
”庄子主张通过“心斋”、“坐忘”、“虚静”等方式修身养性，以此建构审美主体的精神心理结构，促使“物化”境界的产生。
化，化借助的表现方式主要是象征、比拟等神化性手法，使物拟人化，使人拟物化，由此打破人与物的界限，“泯合人天，混同物我”(见成兹英疏《庄子·大宗师》)。
可见，“物化”不仅表现为审美状态，亦表现为审美方式。
学发展起了很大作用。
后世美学家津渊道的物与我，意与境，情与景，人与天的关系就体现出“物化”精神，从而形成具有浓厚中国特色的意境、象理论。
“物化”对文学创作实践也发生了很大影响。
苏轼《书晁补之听与可画竹三首》，“与可画竹时，见竹不见人。
岂独不见人，嗒然遗其象春花遇寒细吐香。
而要创作出这样的好作品，有如从恍恍忽忽，时聚时散的满空浮尘、或浅或深的满海泡沫中取出共一点，即可判断许许多多微尘泡沫，必须从广阔的生活海洋中“万取一收”，这里谈及的含蓄意境的创作问题，实际上揭示了艺术形象典型化的深刻道理。
品意说》，“万取，取一于万，即不著并以少总多，情貌无遗矣，虽复思经干载，将何易夺。
”文学是反映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但这种反映并不是纤毫毕露，万象罗列，把所见到、所听到的一切机械地再现出来，而是经过挑选提炼，有所取舍，抓住事物的本质特征，进行具体地、概括地描写。
也就是说，既是具体的，又是概括的，个性中包含有共性，偶然中包含有必然，感性中包含有理性，既能启发联想，又能限制联想，既是艺术联想的出发点，又是艺术联想的落脚点。
做到，“睹一事于句中，反三羁于字外。
”(唐刘知几《史通·叙事》)“万绿丛中之着点红，作者举一隅面读者以三隅反。
”(钱钟书《谈艺录》)，刘勰“以少总多”的观点与《淮南子·原道训》中所说的“托小以包大，在中而制外”的意思是相通的。
宋葛立芳“尝鼎一脔，可以尽知其味”(《韵语阳秋》)，宋郭熙“一山而兼数十百山之意志”(《林泉高致集》)，宋苏东坡“以一含万”(引自《王直方诗话》)，清王士祯“一滴水可知大海味”(《渔洋诗话》)，历代文论家的这些论述、进一步充实和发挥了刘想“以少总多”的理论。
德国歌德以为“从这特殊中表现出一般”(爱曼辑《歌德谈话录》)，莱辛在《拉奥孔》中也说，“诗所选择的那一种特征应该能使人从诗中所用的那个角度，看到那一物体的最生动的感性形象。
”西方文论家的这些认识。
与我国“以少总多”的提法是大体一致的。
而我国历代文论家对这一艺术概括方法的论述却更具体、深刻，而且比西方早一千多年就提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