吟咏情性 :
这一主张认为诗歌是用来传达抒写人的情性的。与诗言志和诗缘情说有着紧密联系。先秦时“情性”一词已出现在诸子的著作中。如荀子说：“若夫目好色，耳好声，口好味，心好利，骨体肤理好愉佚，是皆生于人之情性者也，感而自然，不待事而后生之者也。”韩非子说：“人之情性，莫先于父母，父母皆见爱，而未必治也。”情性指人生而有之的先天禀性，主要指人的本能欲求。荀、韩二人均为性恶论者，因此在他们看来，性或情性是人与生俱来的本能冲动，与仁、义、礼、智等后天习得的道德观念毫不相关。孟子所言之性与荀、韩的情性属同一层次的概念，均指人的本性，但孟子的性是善的，是先验的道德意识。孟子论性而不及情，荀、韩论情性则专指本能冲动以及建立于本能冲动之上的情绪和情感。在这里，情性与情完全同义，即指人的本能、天性。因此，“情性”一词从一开始就含有天然、本真等意义，它包含了情感，但不等同于情感。
在《乐论》中荀子将情性（情）概念引入文艺理论之中，他说：“夫乐者，乐也，人情之所必不免也，故人不能无乐。乐则必发于声音，形于动静，而人之道，声音动静，性术之变尽是矣。”这里的“人情”“性术”均指情性，是音乐发生的主体心理依据。由于它本身并非善的，其自然流露“则不能无乱”，故而先王“制《雅》《颂》之声以道之”。即先王制作的音乐一方面基于人之情性，一方面又以改造人的情性为目的。
最早把情性概念引入诗学理论的是《毛诗序》，其云：“国史明乎得失之迹，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吟咏情性以讽其上，达于事变而怀其旧俗者也。故变风发乎情，止乎礼义。发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礼义，先王之泽也。”这里的“情性”与荀子“情性”有所不同，指人们对人伦之废、刑政之苛所产生的哀伤愤懑之情。除了必须规范改造之外，其还可以“以风其上”，即令当政者知道民的不满从而调整自己的政策。
荀子与《毛诗序》的观点和孟子的学说不相入。按孟子的思路，人之本性有善而无恶，因而只须存心养性即可形成充实完满的内在精神。这种内在精神一旦形成，人之言谈举止便无不中规中矩。形诸诗文，亦文采斐然、焕然成章。后世“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吴澄），“气盛言宜”（韩愈）， “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欧阳修）等说法，均与孟子一脉相承。荀子与《毛诗序》的以情性为人之本性和诗乐之主体依据的观点，在后世成为“缘情”说的理论基础。
将性与情分而言之，并且主张性善而情恶的观点滥觞于《礼记》的《中庸》与《乐记》二篇。《中庸》云：“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这种将人的各种情感分为未发和已发两种形态的观点成为后世儒者性、情二分说的理论根据－－以未发为性，已发为情；前者有善无恶，后者则善恶相混。《乐记》载：“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六者非性也，感于物而后动，是故先王慎所以感之者。” “六者”即哀、乐、喜、怒、敬、爱6种情感，但这6种情感并非人心之常，而是因感物而生的临时性心理反映。这里已含有性、情二分的意思。《中庸》和《乐记》的这种倾向到了唐代李翱那里有了进一步发展，形成了性体情用、性善情恶的理论观点，并对宋明理学产生了重大影响。
魏晋六朝时期，在玄学思潮笼罩的文化语境中，吟咏情性被赋予了与《毛诗序》迥然不同的涵义，“情性”一词不再有普遍社会心态的涵义，而是指纯粹个体性的才情性灵，是个人心态。刘勰云：“气以实志，志以定言，吐纳英华，莫非情性。”此处情性指人的才气、性格、气质、心境等纯粹个体性心理特征。又如钟嵘说：“至乎吟咏情性，亦何贵于用事？”这里的情性主要是指人的情感、思绪，同样是纯粹的个体心理。在六朝人看来，吟咏情性是文学创作的别名。如裴子野说：“自是闾阎年少，贵游总角，罔不摈落六艺，吟咏情性。学者以博依为急务，谓章句为专鲁。”这里将吟咏情性视为文学创作的专指。文学创作必须以情性，即个人的内心世界为最主要的表现对象，
唐代文人继承了六朝文人崇尚个性的精神，在诗学观念上，也坚持以个体性的情性为诗歌本体。如皎然《诗式》说：“曩者尝与诸公论康乐为文，直于情性，尚于作用，不顾词彩，而风流自然。”司空图《二十四诗品》说：“情性所至，妙不自寻。”这里的情性都指个人的才性、气质、情绪、情感等。但其与六朝诗学也有区别，表现为：六朝诗学更强调情性的本体地位，目的是区分文学作品与非文学作品的本质差异；唐代诗学则侧重于探讨诗歌本体与其表现技巧和表现形式之间的关系。
到了宋代，吟咏情性已极少见之于诗学论著之中。在学术话语的影响下，宋代诗学特别重视意或理，主张诗文创作应该以义为主或者以理为主。因而在宋代，吟咏情性的提法是作为非主流的诗学话语存在的。南宋末年的严羽一反宋诗传统，反对以才学和议论为诗，重新强调了吟咏情性的意义，严羽《沧浪诗话》载：“夫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所谓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者，上也。诗者，吟咏情性也。盛唐诸人，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即他认为诗歌的根本在于兴趣，学诗的法门在于妙悟，与知识和学问不一样。他的目的是倡导盛唐诗歌中自然天成的抒情传统。严羽的诗学主张在宋代不占主流，但对明清诗学却产生了极大影响，所以明清时代的文论观，基本上都是在严羽的意义上来理解和使用吟咏情性这一提法的。如清代王夫之《诗绎》云：“陶冶性情，别有风旨，不可以典册、简牍、训诂之学与焉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