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风变雅 :
语出《毛诗序》：“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当国家政治变得混乱，社会出现动荡，道德趋于沦丧之际，就会有变风、变雅诗作产生。在古人看来，变风、变雅之作和政教的衰落密切相关。
在儒家士人看来，诗乐艺术的面目与不同时期的政治状况紧密联系，“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这就使《诗经》作品产生了“风雅正变”的相应划分。郑玄的《诗谱序》 “以史证诗”，不仅提出正风、正雅说，更结合《毛诗小序》明确了正风、正雅、变风、变雅的具体范围：正风包括《周南》11篇、《召南》14篇，正雅包括《小雅》自《鹿鸣》至《菁菁者莪》16篇、《大雅》自《文王》至《卷阿》18篇。这59篇作品均产生于西周盛世——文、武、成、康时期，是对修明政治的颂美。变风包括《邶风》以下十三国风135篇，变雅包括《小雅》《六月》以下58篇、《大雅》《民劳》以下13篇。这206篇主要产生于周懿王、夷王至春秋陈灵公时期，时值周朝政教日益衰落败坏之际，故诗人作诗风刺其上。之后，孔颖达《毛诗正义》延续这一思路，将政治兴亡与《诗》之正变、盛衰关系阐述得更为明确。不过，亦有学者持不同看法，认为风雅正变并不是完全以时代划分，也以政教得失来划分。如清代学者马瑞辰认为：“文武之世，不得有变风、变雅。夷、厉、宣、幽之世，有变风，未尝无正风；有变雅，未尝无正雅也。”他认为《淇奥》《缁衣》等篇，可视为正风，宣王时的《车攻》《吉日》之类，亦可视为正雅。
汉代儒士认为《诗三百》是一部王道教化的经典教材，其中变风、变雅之作占据主导，其原因主要为：①对于《诗》的理解，要能通过知人论世、以意逆志的方式真切了解时代状况以及诗人之意。如王国维所说：“是故由其世以知其人，由其人以逆其志，则古诗虽有不能解者寡矣。”本于此，有关先秦用诗传统、诗与礼乐相配合以及刺作为风教构成等情状才会得到清醒认识。②用来风刺的变诗，其目的在于规劝君主，有补政治，并非一味的怨诽哀伤，《毛诗》对很多诗作标示时代语境和政教善恶，用意就是不让诗之理解偏离风教的轨道。对于变风、变雅之作，《毛诗序》亦反复强调“发乎情，止乎礼义”的准则，指出诗人虽然发乎情性，但终不失温柔敦厚之旨。这在为中国古代广大士人确立了批评写作的价值规范的同时，也为他们关怀时事、批评政治提供了道统依据。